從梵二到合一

我一九六O年十月下旬來到香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梵二）在羅馬召開之際，我在港閱讀文章，以掌握羅馬那邊所發生的事情，並聆聽其他神父談及會議神長討論的題目。

當時香港教區主教白英奇（Lawrence Bianchi）的見證， 最能夠展現梵二為教會所帶來的更新。梵二分多個階段進行，每當休會的時候，我們的主教都會回來香港。他總滿懷熱誠地分享梵二怎樣改變了他。有一天，他午膳時跟我們聊起來，不斷說：「我聽到很多事情！我們真的須要改變。我們要改變的事情可多啊！」

梵二中決定在禮儀中使用方言，影響了我的傳教生活。抵港不久，粉嶺本堂神父便邀請我主持主日彌撒。那當然沒有問題，因為在中國主持彌撒跟我以前在意大利一樣，都是用拉丁文的。普世教會的教友使用同一語言讓我們不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大家是同一家庭的成員，縱然這樣有礙教友更投入地參與禮儀。

那時香港跟世界各地一樣，逐漸在禮儀中使用本地語言。起初，彌撒某些部份使用拉丁文，部份則使用中文。後來，整個彌撒便完全用中文舉行了。無庸置疑，使用本地語言有助教友更積極參與，也讓我們外國神父更接近教友。

在禮儀中逐步使用中文帶給我另一個優勢。我剛到香港生活，仍然是中文的初學者。由於神父需要以中文主持彌撒，我要加倍努力學習禮儀中所用的中文生字，這令我加快學好中文！

七十年代初期，我被派往荃灣堂區服務。梵二對基督徒合一的法令，籲請我們對其他基督宗派的弟兄姊妹更開放，這鼓勵我要做些事。我聯絡了區內一些基督教會的牧師，不久便和他們建立了友誼。

我們會早上一起上茶樓，這聚會令我們有感於要辦些實務。我們五個教會團體決定在大窩口區成立社區發展的計劃，由一位社工帶領，教徒參與其中。我們不時聚會為這計劃籌謀，從而更欣賞和尊重對方宗派的領袖和教徒。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法國）泰澤團體的創辦人羅哲兄弟（Roger Schutz）訪港，他希望了解窮人的生活狀況，就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做的一樣。他和泰澤團體的幾位兄弟於香港仔的木屋生活了一個月。羅哲以推動基督徒合一為終身理想，這位基督教徒和他的兄弟，均獲邀以觀察員的身份出席梵二。羅哲深深渴望梵二能為所有基督徒帶來修和，可惜事情卻未能如願，他寫到：「合一運動好像兩條平衡的路，只是讓基督徒在平安的共處中，繼續以各自的方法表達信仰，惟此而已。」

一九七七年，我跟荃灣的青年到香港仔的木屋探訪羅哲兄弟，我們一起為基督徒合一祈禱。基督徒的分裂使基督的身體——教會——受傷。而與這位致力修補傷痕的人相聚是我人生中一個特別的經歷。

一九八O年，我返回意大利為我所屬的傳教會服務了好幾年。因此我有機會多次前往泰澤作短期的退省和祈禱。泰澤團體中有不少兄弟（修士）來自基督教。那麼他們的見證，以及與來自不同國家其他宗派的教友在生活上的共融，成為了我鐸職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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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宗座外方傳教會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