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會議半個世紀後的延續

半個世紀以來，天主教徒一直就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爭論不休：它做了甚麼、沒做甚麼；它曾經具有的意義和依然具有的意義，或它從不曾具有的意義及不可能具有的意義。

今天，很多有改革思想的天主教徒感到失望，因為他們認為梵二提出的改變，特別是如何管理教會方面出現倒退。其他教友則對梵二之後出現的混亂感到震驚。

當改革者視這些舉措為摒棄梵二的思想開放和合一精神，傳統者卻認為是不可或缺的行動，以維護在教會內外受到威脅的信仰真理。在梵二後出生的教友通常都不接受這兩方面的爭論。

會議對梵二前的教友日常生活造成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教友尤其是婦女發揮顯著作用的本地語言彌撒、聖召急劇減少、修和聖事實質上消失、容許人對教會訓導公開表達不滿。

至少兩個世紀以來，天主教視本身為堡壘，抵擋有害的自由及民主原則散播，並緊守君主政體及貴族的世界觀，以享有特殊的公民、文化及政治角色。在梵二會議，主教取消這種針對現代主義所作的長期而徒勞無功的鬥爭。他們不得不接受政教分離和宗教自由觀念，卻並非沒有矛盾。他們繼而邁進一步，向其他基督徒、非基督宗教，尤其是猶太人團體，伸出友誼之手，並同時熱切地認同人權及民主自決的理想。教會甚至一改以往超世的懷疑態度，鼓勵人們追求科技及物質的進步。

曾經以狹隘眼光來看世界的教會，突然發現身邊的世界有很多值得讚賞的地方。或許最重要的是，如今教會敦促教友將信仰帶進世俗社會，轉化這個沉淪的世界，而不是退避。通過這個「現代化運動」，教會回顧傳統中某些備受忽略的方面（歸本溯源），以尋求啟迪和指導。

近四十年前，《公益》雜誌資深專欄作家科格利（John Cogley）對梵二後的狀況作出以下評估：「這個宗教團體早期經歷過某種風格的盲從偏見而繼續存在；亦曾經建立保護式制度作為巨大堡壘以保護其身份；亦勇敢衝出藩籬，在美國人的生活中成功獲得接納，但它可能要面對最大的挑戰。」現代事物崇尚分崩離析的個人主義、勝利的物質主義、科學的傲慢、以及對任何超性價值觀或事實充滿懷疑。

教會能否奮起應付這挑戰？至今結果是成敗參半。看來肯定的是，過去可行的，如今並非全都可行。目前推行的「新福傳」必須不僅僅是振興早期年代的護教理論，因為當時教會有較多的社會及道德資本可以使用。如今，文化大環境已發生根本的變化，教會也是如此。我們不能再把教會放進細小和被小心守護的制度內，以保護其天主教身份；美國人的生活及美國天主教徒的生活非常流動、差異很大、過分專注於永遠理想化的未來。不管你喜歡與否，持各種神學及教會學觀點的教友已被這個文化大環境深刻地塑造，對教會聖統制的領導層及傳統本身充滿懷疑。要孕育更豐碩的天主教的信仰實踐及各種組織，將需要教友和神職的不斷嘗試及領導。

米蘭總教區馬蒂尼樞機（Carlo Martini）去世前，痛惜歐美教會在制度上及牧靈上的癱瘓。「浮誇」的禮儀、「空置」的會院，以及教會令人窒息的官僚作風，令他深感悲痛。他質問：「今天我們在何處才能找到啟迪人心的英雄？」他建議教宗及主教們「尋找十二位不因循守舊的人物擔當領導角色。」到底是甚麼樣不因循守舊的人物？馬蒂尼特別提到「那些接近窮人的人，那些願意嘗試新方法激勵年輕人的人」。

正如若望．威爾金斯（JohnWilkins）在本期雜誌中建議，一種「新」的方式，就是回到梵二所擁護的共融團體，以及發展這種傳統來達到真正的教友參與。

要緊記的是，幾個世紀以來，教會已找到方法在各種文化（從帝國到工業化國家）蓬勃發展。的確，在今天的世界，社會及文化聯繫通常脆弱而短暫，對自以為能夠凝聚群體的制度帶來罕有的挑戰，而且這個制度亦自以為擁有能團結意見不一的信眾的傳統。

今天在教友當中時而出現的激烈爭論不會迅即結束。有關教會及其使命的激烈討論，可以是健康的徵兆。對天主教傳統的「良好事物的爭論」，將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空間。

這正是梵二所宣認的首要真理，它同時呼籲每個天主教徒為此作見證。現在比五十年前更加需要見證。

天亞社編譯《Commonw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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