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與北京建交

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院長黎建球教授，日前在慶祝中華民國與梵蒂岡建交七十周年的演講會裡透露，他經常遇到教外朋友詢問：「當梵蒂岡與北京建交時，你是否要放棄天主教友身份？」

這位曾任輔大校長八年的這句問語，顯示著台灣教友的窘境，也是台灣天主教會目前遭遇培育本地修道人陷入困難，國際修會逐漸撤離台灣的緣故嗎？

自一九七一年十月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取得聯合國的中國席位，教廷駐華大使葛錫迪總主教（Edward Cassidy，或譯卡西迪）被教廷立即召回述職，未再返台任所，從此教廷與台灣間維持在「宗座代表的代辦級大使館」的外交關係至今。同時，「北京與梵蒂岡建交」成為全球媒體的焦點，過去半世紀裡藕斷絲連地斷斷續續傳聞，卻一直未成事實。

今年適逢中華民國與教廷建交七十周年，卻遇到台海兩岸處於「外交休兵」政策，台灣官方就顯得克制而低調，只在台灣慶祝，未在梵蒂岡舉辦任何公開大型活動。

一九四二年十月廿三日的《羅馬觀察報》報導，國民政府派遣駐教廷大使，公開宣布中梵建交。於是，台灣地區主教團選在去年十月二十日，在台北總教區主教座堂舉行彌撒來祝賀雙方建交七十周年，再在鄰近的靜修女中舉行慶祝酒會，台灣官方只由外交部和內政部官員出席，未有總統、副總統或行政院長現身，在外交禮賓上顯得「非常低調」。

中華民國首任駐教廷公使謝壽康，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廿六日抵達羅馬，獲得教廷高官迎接，廿八日見國務卿，二月廿五日覲見教宗呈遞國書，完成大使報到手續。

為此，台方選在今年一月間舉辦兩項學術性慶祝活動：一是一月十六日外交部外交及國際學院舉行前任駐教廷大使杜筑生博士的新書發表會，書名是《教廷的國際地位與其和中國的關係》；二是十七日輔大天主教史研究中心舉辦一天的演講會，主題是「教廷外交與中國教會──中梵建交七十周年」。

教廷駐台代辦陸思道蒙席（Paul Russell）在彌撒證道時強調，過去梵台間發生風風雨雨的陰影，「皆不是源於中華民國或教廷的根本特質，而是外力使然」。他所指的「外力」就是北京的共產黨政府。

同樣地，杜筑生在著作和演講裡也都表明，梵蒂岡與「中國」外交關係經過半世紀演變下，竟成「台梵中『三邊』關係」。

在演講會上，不論是來自香港的陳日君樞機在「教廷的牧民與外交之間的矛盾」專題演講，或是杜筑生主講「台梵中三邊關係的現況及發展」，和《梵蒂岡電台》前任編輯江國雄主講「歷史的啟示」，都只是仔細地分析教廷與北京政府建交的障礙，北京採用「一會一團」控制大陸分裂天主教會慘狀，使聽講的輔大師生沉溺於北京與梵蒂岡建交仍是「遙不可及」的樂觀。

唯有主持人黎建球教授談到台灣天主教會，在維護未來的台梵外交關係裡的重要性，更對台灣天主教發展前景逐漸微弱感到憂心。

黎氏在二OO四年起擔任校長，其間致力推動台灣與教廷及普世教會、天主教學校間的文化學術交流，對增進台灣與教廷邦誼作出貢獻。

最明顯的成就是雙方簽訂「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輔仁聖博敏神學院從此直屬梵蒂岡，學位被台灣在內的全球高等學府承認。

他語重心長地呼籲台灣天主教會要爭氣，才能獲得教廷繼續重視維持台梵外交關係。他更感嘆地說，目前輔大校園裡，神父擔任專任教授已是很難看到了。至於天主教中小學裡聘用神父更是奢求，因為台灣「本土神父」人數實在太少。

他指出，如今台灣教友人數未有明顯成長，反而逐漸減少，國際修會逐漸遷離，全台七個教區裡竟有一個教區的教友人數不滿一萬人。為此，教友們要思考是否能夠肩負教宗付予擔任「橋樑教會」的重任。

根據台灣天主教會統計，目前有近廿四萬進堂信徒，神職人員四百多位，大部份是高齡者，本地和外籍各半，修女一千多名。無神父常駐的教堂在各教區都可見到不少。主教團證實，去年台北總教區準備推動的「已婚終身執事」制度，因教廷要求全台七個教區達到統一辦理能力時才開始，故目前已胎死腹中。

開教一百五十年來，台灣仍然停留在「傳教士進口國」階段，由昔日自歐美國家轉為亞洲和非洲的大量傳教士來台灣擔起「福傳外勞」。

台北教會人士指出，若台灣各教區和修會再不盡速大量培育願意修道的本地青年加入，不盡早改革本地教會行政制度給予教友重要角色，不重劃教區，不消除對神長只歌功頌德的風氣，則天主教在台灣前途再遇到台梵中止邦交時，一錯再錯，出現教友背棄信仰的狀況，就令人非常擔憂。

作者為天亞社駐台灣特派員╱取自天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