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宗和新國家主席帶來的希望與感慨

貝戈格理奧樞機（Jorge Mario Bergoglio）三月十三日成為教宗方濟。翌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也當選新任國家主席。兩者的當選影響著數以億計的人口。

中文印刷媒體由於亞洲和歐洲的時差關係，至週五才報導新教宗的消息。筆者長期在教會媒體工作，當看到這兩則重大新聞在香港一份暢銷報章的頭版並排而列時，除了感到有一絲希望外，也有一份唏噓。

教宗方濟來自拉丁美洲，從來沒有在教廷工作，可能對中國教會的複雜情形所知不多。不過，筆者相信他將會很關注這個約有八百萬信眾在專制政權之下生活的地方教會。

或許是聖神的工作，香港的陳日君樞機告訴我們，二OO五年世界主教會議後，他和貝戈格理奧樞機在跟進小組一起共事過，而前不久在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告別活動上，他剛好又坐在現在已是新教宗的貝戈格理奧樞機身旁，彼此短暫談論了中國教會的情況。

梵蒂岡中國教會事務委員原定在今年四月召開周年大會，卻因本篤十六世放棄教宗職務而推遲。筆者預期，教宗方濟一定會在新會期確定之前，親自了解中國教會的問題。

對新教宗來說，很重要的是他要以智慧去分辨中國教會的真實情況，因為基層信眾的呼聲由於語言障礙不容易聽到，而一些懷有私心的既得利益者，又會試圖通過不同渠道影響教廷，令中國教會的事務變得更為複雜。因此，在處理和判斷中國教會問題時，必須看透表象，小心深入了解。

另一方面，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簡歷顯示，他年輕時下放到陝西，其後又在河北、浙江、福建和上海等省市的各級政府部門工作。這些地方都是天主教重鎮，尤其是地下教會團體。因此，筆者有理由相信他對中國教會的複雜情況有基本了解。

但我們不能忘記，中共中央政治局是集體領導，習近平雖然是七名常委中的領軍人物，但在這個體制內，還有其他部門在具體負責宗教事務，包括國家宗教事務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

去年七月七日上海教區馬達欽助理主教的祝聖事件是這種集體領導的典型例子。他在主教祝聖禮上宣布退出愛國會之後即被限制自由，「七七祝聖」被視為高度敏感的政治事件，其處理不是一個人能說了算的。

然而，自教宗本篤宣布退位後，網絡上再次出現呼籲，希望新教宗和新任國家領導人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

每當看到這種言論，筆者不禁慨嘆：歷史包袱究竟指的是甚麼？

難道是指對那些無視教廷警告接受非法祝聖的主教所宣布的絕罰？難道是指鼓吹獨立自主自辨的愛國會已受千夫所指的事實？如果是，筆者又不禁要問：是教會在製造這些「包袱」嗎？教廷的絕罰錯了嗎？我們應該接受凌駕於教會之上的愛國會嗎？

陳樞機說得對：「中梵關係問題在於中方，我們（教會）完全沒問題，是中共完全不合作。每當人家問我這問題，我都會說不關教宗的事，教廷的態度是開放的，中共不改變就沒得談了。」

確實，中國政府於三月十四日向新教宗發出的信息，顯示它絲毫沒變。

外交部發言人說出道賀語後，又重彈老調，重申處理中梵關係的「兩條基本原則」，即梵蒂岡必須切斷與台灣的所謂外交關係，以及不可干預中國內政。

就像其他令共產黨困窘的問題，中梵關係的僵局同樣需要某種改變才能解決，而球現時在中方手裡。

每當有新教宗或新國家領導人出現，外界會對中梵關係抱有很高的期望。然而，中國的宗教政策一天不改變，對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不徹底落實，這種期望或許最終又成為失望了。

取自天亞社，作者為天亞社香港分社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