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洲教會史探視澳門

（二）政教互動

主教區是一個地方教會的具體體現，主教是一個地方教會的領導人，他與管理普世教會的教宗保持聯繫。主教的職能及形象每每隨歷史的發展，更好說，隨政權及教權的互動而有不同。總的說來，政教二權有對立、分立、合一、合作四種狀態﹔由中世紀起到近代，大部份時間，政教二權都處於合一或合作中。當政教二權合一時，由於封建制度的關係，主教也就成了一方諸侯或地方首長，是以在一些教區主教往日的牧徽（其實牧徽是相應於歐洲封建時代爵位的徽章）上可以看見一面有一根牧杖，一面有一把長劍，象徵二權合於一身。

澳門主教區成立的時代正是「海洋大發現的時代」，教宗亞歷山大六世於一四九四年裁定Tordesillas 協約，把東西兩半球分別劃給葡萄牙及西班牙兩個天主教海權國家管理。從此以後，不論來東方經商或傳教的人士，都必須獲得葡王的認許，葡王享有「護教權」（Padroado），即葡王給予教會經濟和政治的庇護，而教會則為葡王的臣民及澳門區內外的原非臣民做開化、感化、皈化、教化等牧靈工作。這種「四化」的工作既有宗教又有政治的意義，換言之，一個領了天主教洗禮的華人等同於一個「葡化」了的華人，最初時，除了領到一個洗禮的教名外，還必須改換一個葡萄牙名字，甚至穿葡萄牙人的衣服﹔領洗紙相若於官方的出生證，直至一九八○年代，澳門人單靠一張領洗紙，就可申請領取葡國公民身份證或護照﹔而澳門主教和神父是葡政府的領薪公務員，這種情況一直維持至澳門回歸祖國為止。我推想，歷任主教未上任前會在澳督前宣誓效忠國法，就像歐洲某些有政教協約的國家的主教們一樣，如數年前柏林大主教就職前在電視上向市長舉手宣誓。

澳門昔日政教相依的遺跡，今日可見於五個社區和堂區重疊一事上：為了推廣行政效率，新澳門增設了好些社區，但有五個社區依然沿用其相對堂區的名稱和範圍，即花地瑪、安多尼、聖母望德、主教座堂及老楞佐。

正如甚麼東西都有正負兩面，護教權也不例外。它一方面給教會帶來一些好處，但另一方面它也要求教會做出一些妥協：首先，澳門主教必須是葡籍人﹔其次，教會服務的優先對象是葡國人，這就說明了一些奇怪的現象，為何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全澳只有一個華人堂區，又為何直至今天，平日可以分享主教座堂的華人教友，一到聖週時就要退到其他聖堂去參禮，好把座堂讓給葡籍教友去使用。

澳門的政教二權從一開始就緊密合作，但也清晰分立。葡王委任的總督是澳門的最高當權者，而主教則是教會的領導人﹔後者在市議會中有一席位，是澳門的第二號人物，看他辦公的主教府的外型就與總督府一模一樣，只是比例上小了一點，注意它被稱Paco（Palace）「宮」，而非一般的Bishop’s House。澳督在參加主教座堂的隆重禮節時，是坐在主教對面特設的神職人員座位上。

護教權本是天主教教宗與各國政府行之有素的一種「政教協約」。它源自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的皇帝也是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他有維護及推展宗教的職責（Defensor Religionis）。當羅馬皇帝及羅馬帝國崩潰後，繼之而起的中世紀的皇帝一旦成了天主教徒，大司祭之職就轉移到教宗身上，而護教（傳教）之職則仍由皇帝來擔任。這種分庭抗禮之事已見於查理大帝，到了第十世紀以還的鄂圖（Otto）皇朝則更為顯明。

為了在易北河東部推進殖民及傳教，鄂圖大帝在易北河中游，建立馬德堡為帝國首都並大主教區，同時在它稍南的上游設立邁森（Meissen）主教區。易北河成了天然的疆界和防線，而兩個新成立的教區，就成了向東部移入的斯拉夫人推進殖民和傳教的橋頭堡。

（三）中葡關係

這個政治和傳教配合的策略，也見於澳門開埠的歷史中。須知道，葡人最初向中國政府租借的，並非今天的整個澳門，而只是半個澳門而已，即從媽閣到大炮台為止。從東望洋山起沿東望洋斜路到大炮台、再從大炮台下至內港，這一條界線就是澳門最初的城牆﹔這條界線今日已不存在，但在海事博物館的「澳門歷史模型」中可約略看見，而在大三巴牌坊的西側，仍屹立着一小段舊城牆的遺址。城牆外一大片土地是人烟稀少的農莊和村落，它們的名稱至今仍保存下來，如塔石、台山、望厦、沙梨頭等。葡人後來把租借範圍推廣至關閘，但這一區直至上世紀的四、五十年代，仍有不少空曠的地方。

 （中╱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