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投身教會關社組織

天主教徒譚翼輝走過兩條路：教會關社團體和學術研究。他曾任職基督徒學生運動、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和天主教青年聯會；他修讀過中文大學宗教系、瑪利諾神學院，最後選修了社會學，又從民族學研究中國的僧侶團體取得博士學位，如今在大學教書。

這兩條路幫助他走信仰使命：毋忘年輕時參與社會運動的使命，繼續在現有崗位服務，他強調信仰要與生活連在一起。

本年起獲教區任命為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委員的譚翼輝博士，去年開始在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出任講師，其實他高中參與天主教同學會的活動時，已體會到青年信徒對社會應有的承擔。

「我在中文大學修讀宗教，當時大學的教授很重視合一和關社，從教授身上我看到信仰與先知的角色。」那時期起，他也開始與同學參加基督徒學生運動、天主教同學會和天主教大專聯會的活動，與基督徒大學生一起關心社會。

譚還記得當年大專聯會的朋友如何落實「與受壓迫的人在一起」此使命，例如為新移民學童補習，至於一次國際公教學生運動的亞洲會議，更教他一直難忘。

那趟會議在菲律賓棉蘭老島舉行，行程中他有機會與當地的青年農夫交談，誰料數日後與來訪者分享過的一名農夫竟遭發現中槍棄屍溪旁。「那名農夫是因為與我們見面而死，很難想像發生這些事。」

大學畢業後，譚翼輝一九八六年在基督徒學生運動工作一年，事事親力親為，就是工作薪酬，也要與運動成員一起籌募。

一九八七年開始他轉到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工作，出任執行秘書。他形容當年的工作很有挑戰性：「除了關心社會，還要面對堂區教友及神父。一些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原來部份教徒並不認同。」

經歷六四和越南難民事件

七八十年代香港的越南難民問題，社會大眾認為有損香港利益，很抗拒越南難民入境，他說：「當年正委會關心難民情況，卻每天都收到教友投訴，只有少數人認同我們工作，那種『單打獨鬥』的感覺很強。但想起先知向來都是少數，只要認為是對的，即使別人反對也要繼續下去。」

這情況也讓譚翼輝反省到，單靠正委會的努力並不足夠，還要取得教會內更多人的認同和支持。於是他便主動聯繫神父修生，建立關係，找更多的機會分享意見。

也在譚任職正委會的期間，遇上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他憶述當年很多堂區都自發組織活動，關心中國民主發展，正委會則擔當支援角色。雖如此，他仍感到身心透支，九十年代初便往浸會大學修讀社會學碩士，研究便是探討正委會作為一社會運動組織，其策略和身份。

畢業後他加入了天主教青年聯會任執行秘書，因應聯會經費問題，他的主要任務便是協助聯會總結工作，並把青年工作策略過渡至教區。

後來譚翼輝往美國加州栢克萊的聯合神學研究院修讀博士學位，研究中國梅州一個僧侶團體與社會環境的互動。二OO五年畢業後他留在美國教書，直至去年才回港在浸會大學執教。

推廣天主教社會訓導

談到香港教會參與社會運動的情形，譚翼輝認為普遍教會人士把宗教與社會割裂，原因可能是過去信仰培育中較少涉及社會訓導。「普遍信徒認為，教會是追求心靈滋養的地方，這亦帶來宗教與生活割裂。」他認為，好些信徒只依循牧者的教導，這種被動的態度亦令信徒忽略了關懷社會。

譚翼輝認為教會有需要加強講解社會訓導，他亦時有在課堂上引用社會訓導的內容，讓下一代了解信仰與社會公義的結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