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內地新聞局限

（天亞社訊）細心的香港人經過報紙檔或連鎖便利商店的雜誌架，不難發現近幾年本地出版的中文政論雜誌大幅增加，由十年前不到五本，到現在隨時能找到約二十本。

踏進互聯網年代，當大家談論印刷媒體可能會死亡，香港政論雜誌的數量卻愈來愈加多，而且售價比一般娛樂雜誌貴兩、三倍，插圖也不多。這個逆潮流而行的現象，究竟反映了甚麼？

兩年前在香港創辦、六月起改為網上月刊的《陽光事務週刊》社長陳平指出，這是因為人們現在身處變革難明的時代。變革的需要越來越迫切，「難道人們還能夠不關心時政、還能夠歌舞昇平？好像萬事太平一樣嗎？」

自香港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統治以來，市民對民主選舉的訴求日益強烈。北京政府也面對國內政制發展與經濟增長不協調的困局。

一九八七年創刊的《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同樣認為，中港兩地是「命運共同體，同命相連」，大陸發生甚麼大事情就會給香港帶來影響，即使香港人本身政治冷感，也不得不關心。

他續說，此外，這與國內存在出版限制也有關係，再加上偷窺慾的人性弱點，「大陸越封閉，越打壓新聞自由，讀者就越有興趣想知道內幕，形成非常大的反差」。

「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執行總編輯陳小平對天亞社表示，政論雜誌市場是由國內的保守與開放兩股力量所催生。他解釋，保守力量是指現在中國仍然有數之不盡的出版限制、思想與言論禁區；開放力量是指今天中國不再閉關鎖國，百姓出國成了家常便飯，能夠買到海外出版的政論雜誌。

明鏡集團於一九九一年在加拿大創辦，總部現設於紐約，旗下有八份雜誌、五家出版社。

《前哨》雜誌社長劉達文對天亞社說，香港逾三分之二人口都是五十年代從大陸來的政治難民及其後代，「他們多有家國情懷，想中國進步，成為正常的國家」。

香港政論雜誌浪潮主要有兩次：一九八O年前後，國家改革開放啟動迎來了第一次高峰，一直延續到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那十年間，有政論雜誌平均每期銷售五至六萬冊，「六四事件」前後銷售逾十萬冊。

劉達文說，「六四事件」後中共政局出現二十多年的停滯狀態，直至二○○七年習近平被確立為中共接班人，「為國人展現了一絲希望，期待他能帶領中國走出改革悶局」，因此帶來政論雜誌的第二次浪潮。

與香港一河之隔的中國大陸，對敢言及勇於批判的政論雜誌十分渴求，國人大多利用出入境的機會偷偷把書帶回大陸。

河北省一位天主教徒成衣商人對天亞社表示：「我每次到香港洽談生意都會把能買到的政論雜誌都買下來看。我還想找朋友代訂郵寄回家。」

劉達文說，現今幾乎所有本港報章都開設了中國版，市場開始萎縮，「《前哨》如今是此類雜誌的第一位，也不過每月銷售三萬本而已」。

他坦言，創辦於一九九一年的《前哨》雖沒有生存之憂，但要長期保持質量是很大的壓力。

金鐘同意銷售雖受影響，卻不致於沒有空間。他說：「在香港只要認認真真、負責任的去關心國家的事，不管你的雜誌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會有它的影響力，有它的代表性。」

陳小平認為，政論雜誌的生存基礎就是大陸沒有新聞出版自由，加上每年出入境的內地旅客逾億。不過，從禁書的角度來看，情願它們「不再有生存價值」，期望中國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