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祿、佔中、拒共

回到香港，閱讀今次香港教區針對普選和公民抗命聲明中澄清「佔中」事件的表白，很有共鳴。正如保祿維護當時希臘信徒，不讓他們被強迫接受與猶太宗教傳統連繫的基督徒信仰表達的方式，今天的天主教香港教區，也在維護一眾基督徒不被強迫接受與某種政治傳統連繫著的基督信仰表達的方式。是否支持「佔領中環」，除了要看政制發展諮詢過程中政府與民間如何竭盡所能、誠意交談之外，最終仍是屬於「個人按照良心來抉擇」的範疇。支持者可以找到符合教會倫理的依據；反對者亦如是。教區若強制或鼓勵教友支持或反對，或在事情還未明朗化、溝通協商過程還未完成之前，便宣告動用教區資源單方面支持某一方，都不符合教會倫理。

楊鳴章副主教在被傳媒訪問時，表明不會參與佔中第二次商討日，原因是避免予人「上咗佢哋架車」的印象，並說明教區會對「因佔中被檢控的學生、教友及神職人員」提供支援，意思是支持身處困難中的教友，而非為了「佔中」行動。他這種說明，同樣在顯示教區支持民主政制發展的同時，也竭力不讓教區被某一方政治力量所騎劫，為的是保持超然地位，保護對於「佔中」行動按照良心來抉擇而抱不同政治取態的教友的自由空間。

地理跨越  呼喚心靈跨越

第二個留下強烈信仰觸動的地方是乃阿頗里（Neapolis），意謂「新城」，是馬其頓的重要城市之一。宗徒大事錄雖然沒有告訴我們保祿有否在此建立教會團體，但我們確實知道，這是保祿離開亞細亞的特洛阿、來到歐洲馬其頓時上岸的地方。

乃阿頗里（現稱Kavala）市中心以東有一座東正教聖尼各老堂。聖堂門前豎立一座紀念聖保祿登岸的馬賽克畫（MOSAIC）；門前還放著三塊相傳是當年保祿踏足海濱時的石塊。這就是保祿步出船隻，跨出亞洲，踏上歐洲土地的地方。

保祿的跨越，不但是地理疆界上的跨越，也是心靈疆界，包括神學和教會學的跨越。沒有這心靈疆界的跨越，這跨出亞洲的一步便失去了堅實的依靠，更沒有足夠能力支持基督宗教過去在西方接近二千年的發展。

跨越疆界、由一文化傳到另一文化的信仰，除非以帝國主義的架勢強加於接受方，否則，便有需要放下原來孕育它、無論如何美好、對信仰帶來如何豐厚意義的文化，並用信仰本身最動人的核心，感召對方皈依，讓對方心甘情願接受。而正正就在這跨越文化的過程中，信仰變得更單純，更清澈、更感人，更有能力進入不同文化。

對希臘人，保祿已不再滔滔不絕引述耶穌如何滿全舊約先知的預言。這一切，對於非猶太人，已全無意義。為他們，重要的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為人類降生成人、被釘十字架上死、三天後復活的耶穌基督。

初時，保祿嘗試用希臘人「未認識的神」（Unkown God）作為進入希臘文化的切入點。根據聖經記載，保祿這嘗式以失敗告終。不過，之後接近二千年，經過了無數基督徒竭而不捨的努力，來自東方的基督宗教終於成功進入了西方文化，用西方哲學，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的哲學，甚至近代的存在主義、現象學等，進行神學反省。中世紀神學家亞奎那（Thomas Aquinas）就是建基於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寫了他的神學大全。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嘗試用現象學演繹身體神學，反思婚姻與性愛。

可惜的是，一千多年之後，這西方文化的信仰傳統卻成為了教會進一步發展的絆腳石。當西方傳教士把基督信仰傳入東方的中國時，就沒有早期教會般寬容，更缺少了早期教會對信仰核心與文化羈絆的洞悉。在敬孔和祀祖問題上，教宗克利孟十一世於公元一七○四年就作了誤判，稱這些為「野蠻和拜偶像的行為」，致使中國對基督宗教大門緊緊關上接近一百五十年。諷刺的是，最終把這道大門強行打開，讓基督宗教得以公開活動、傳教士得以自由來華傳教的，是鴉片戰爭。

由保祿把基督信仰由東方帶入西方開始，繼後二千年，基督宗教成為了西方的宗教。而二十世紀末召開的梵蒂崗第二次大公會議（1962-1965）（簡稱梵二），可以說，像保祿時期聚在耶路撒冷的教會一樣，重新回到基督信仰的源頭，重新肯定基督信仰的核心。梵二的天主教會自由地，也充滿信心地，向全球不同宗教和文化打開了對話的大門，也開始真誠地向不同宗教和文化系統內的真、善、美開放。由此看來，以中國文化傳統和社會實況作為基礎的神學反思，在普世教會神學反思的莊園中結出豐盛果實，當指日可待。

梵二面向現代社會，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回歸聖經，回到早期教會靈感的源頭，為今天的普世教會重新定位，奪回基督徒的自由。在一次與李子忠交談當中，聽他說了一句：「幸好我們保留了聖經這些記載」，當中感受良多。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