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工時立法

去年世界主教代表會議非常務會議前，教宗方濟各在聖伯多祿廣場帶晚禱時，引領信眾一起回憶家庭共餐的經驗：「現在夜幕降臨我們當中，此刻人們正欲回家，圍坐在同一餐桌旁，沉浸在濃濃的親情中。」

如此景象，卻不一定是香港家庭的普遍情況。家庭有充足共聚的時刻，才能建立關係；每個成員，尤其在職的父母，需要合理充足的時間分配予家庭，才能及時「回家圍坐在餐桌旁」。

 五一勞動節剛過，一個源於十九世紀初工業革命期間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節日。時至二十一世紀，香港卻仍未能制定法律，保障工人免於過長時間工作。

在規管工時一事上，香港落後於全球多處地區。根據國際勞工組織二○一○年的報告總覽，一百零七個受訪國家中，有一百零一個以立法限制工時。鄰近香港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均先後立法規管工時；甚至中國內地和澳門，也早於一九九五年及二○○九年訂立法例，保障僱員。立法目的雖各有不同，但絕大部份都是為了保障家庭和職業健康。

在香港，兩年前行政長官成立了標準工時委員會，研究訂立法定標準工時制度或其他方案。

兩年過去了，所得結果是：委員會的建議，只是立法要求僱主和僱員簽訂僱傭合約時，清楚列明工作時間、午膳時間，以及有否超時工作補償等。

此建議令關心勞工權益、工人家庭生活的人士和團體都感失望。因為，即使立法規定僱傭雙方簽訂合約、列明工時及其他要求，但合約條款是由僱傭雙方協定，若然僱員不接受僱主在合約內訂明的工時及其他條款，那便等如放棄受聘。

即使僱傭雙方同意合約內的工時安排，但由於香港沒有立法訂定標準工時及最高工時，合約還是可以訂定長時間的工作時數。論者便質疑此舉會令無酬超時工作合法化。

香港僱員要長時間工作，這情況為家庭生活響起警號。全港四份一僱員要超時工作，當中約一半曾獲補薪或補假，其餘則沒有補償。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有關工作時數與工作壓力的調查，有三成或以上受訪者出現輕微（或以上程度）的抑鬱、焦慮和壓力，而工時較長的受訪者，出現壓力的程度明顯較高。八成受訪者認為長工時影響了他們的家庭生活。

另一值得關注的現象是，超時工作的文化已變得普遍，以致反對聲音亦不多。這亦是最高工時立法一拖再拖的原因之一。

可是，香港社會是否能繼續承受犧牲家庭生活、蠶食個人時間的後果，以換取表面的經濟發展？

家庭關係需要時間來建立。父母要陪伴子女參與各種活動，便得有足夠、合理的工餘時間。較早前香港教區為準備主教會議的問卷中，也邀請教內人士檢視社會及經濟的處境，如何影響家庭生活。當標準工時立法繼續被拖延，只有更多的僱員要長時間工作，也就有更多的家庭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