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義與利

中國正統文化重農抑商，重義輕利。歷代典籍由這觀念框架去挑選思想材料，便很難指望能在文字記錄中梳理出中國古代商業或市場本來面目的脈絡，因此，若要理解在三千年的歷史間，尤其是先秦，人們怎麼在日常生活中做買賣，資本又如何積聚，貨殖在政治遊戲中起甚麼作用，為甚麼中國不會出現像西方般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等等問號，讀市面上常找到的那種把許多瑣碎史料嵌鑲進某個意識形態框架裡的大敍述，常不得要領。幸好近年也有學人別開生面地從考古新發現和以另一個角度去重新解讀史料， 常有令人眼前一亮的發見。例如有說秦滅六國前，神洲大地已有四種主要地區性的貨幣在流通，秦國貨幣並不受歡迎。秦統一天下，以自家的劣幣驅人家的良幣，結果信用崩潰。暴秦早夭，很可能與此有關。

我對經濟史、先秦史和考古只略知皮毛，不敢論斷這類新說，但起碼，新觀點和新視覺，給想說明一切，卻又甚麼都說明不了的沉悶舊說透進了一絲涼風。其實，何止天下興亡大事，連我們平素習以為常的觀念，只要你唸過書，昔人的積習就很難不透過約定俗成的人云亦云在左右我們的取態。為免扯得太遠，我們不妨回到重農抑商和重義輕利這題目上來。孔夫子愛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二分法是儒家道德的立腳點，也是歷代文人的主流觀念，其實相當虛偽。人要生存便得吃飯穿衣，誰能不講「利」？孔子對衣食其實十分挑剔，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也能活得好好的，全憑給人做治喪禮儀之類的正統法事所收的酬金，而早期儒家學派要訓練的，也是這種人才。而孔子的著名徒弟子路是個商家，後來還富可敵國，據說孔門後來能在諸子百家中脫穎而出，他的支撐功不可沒。可見為利與為義並不一定衝突，孔子實際上也允許兩者共存。後來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只因鄉下還有幾畝薄田。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賢都是世家子。歷代能大隱於市或山野的高人， 都有閒適地過日子的本錢，即使家無恒產，也起碼是名士，慕名而來之人都不無孝敬。鄭板橋說「畫竹多於賣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他不當七品官還可活得優哉悠哉，是因為文章有價，字畫有價。

《資本論》說人的價值在於要複製一個像他這樣的人要多少社會成本，即物化的社會勞動時間，通常以貨幣來計量。港人不是愛說「甚麼都有個價」嗎？商品世界把一切，包括人都變成了商品。即使在非資本主義社會裡，只要有交易，人的價值，甚至許多人們認為至高無上的東西，都會打上「利害」烙印。那麼，直到如今， 我們在教育領域或社會輿論層面以正統儒家的那套義利二元對立的觀念去解讀和評論歷史和現狀，甚至成為時下許多人對政敵攻訐的立論之本，又有甚麼意思呢？（詩書與市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