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開教175周年及教區成立70周年二)

期數

3764

刊登日期

2016.04.08

主曆

主曆 2016 年 04 月 10 日

述說本地教會發展重溫上主在香港

監牧區時期（一八四一至一八七四年）

清政府於一八四一年把香港割讓給英國，同年教廷在香港成立宗座監牧區。教會在選定地區建立聖統制的第一步是成立宗座監牧區，通常由一位司鐸率領，香港首任監牧為若瑟神父（T. Joset），他是按傳信部法令委任的羅馬代表。

教廷傳信部次年把總務處搬到香港，避免葡萄牙護教權的干預，得以
自由地安排傳教工作。這總務處至一九二二年才搬到北京，為兩年後羅馬教廷與中國正式建交作準備。故此，香港天主教的成立與傳信部的總務處有直接關係。

開教之初，香港教會人手很不穩定，沒有固定的傳教士人力來源，但
教會仍致力興建聖堂、修院、嬰堂及學校，以服務外籍及華人教徒。由於其時香港衛生和社會狀況都很差，很多傳教士到來工作數年、三十多歲就病死了。

這時期香港教徒以歐洲人或澳門葡國人為主，按一八五六年的統計，全港七萬人口當中，有三千天主教徒，其中一半是澳門葡人，六百人是從廣州或澳門來的華人，其餘為菲律賓人及歐洲人。一八五八年，宗座外方傳教會（米蘭會）承擔起管理本地教會的工作。

代牧區時期（一八七四至一九四六年）

一八七四年，香港宗座監牧區升格為宗座代牧區，直屬教廷傳信部
的傳教區，代牧區首長由一位主教擔任（領銜主教），是以教宗任命函件委派領銜主教管理的教區。在代牧區成立後四十多年內，先後有高主教（T. Raimondi）、和主教（L. Piazzoli）及師主教（D. Pozzoni）三位代牧。

此時期香港教務發展迅速，成立更多學校和慈善機構。除了宗座外方傳教會在港服務外，巴黎外方傳教會更在香港設立納匝肋出版社，成為當時亞洲最具規模、出版語言最多的出版社，專門應付亞洲各地傳教工作的需要。

與此同時，香港傳教士亦照顧中國內地農村的傳教工作。十九世紀末
年，全港人口約有三十萬人，其中有八千多名天主教徒；非華籍教徒所佔比例仍多。

一九一○年代後，中國社會屢經波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軍閥割據等也影響著香港。一九二○年至三○年代，是香港教會的興起時期，本地國籍女修會耶穌寶血女修會和香港仔華南總修院等重要團體相繼成立，為本地教會培育人才。

教區建立期（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七年）

一九四六年，聖統制在中國建立，教廷把中國所有代牧區升格為教區，香港代牧區也成為了教區，繼續由宗座外方傳教會管理，時任香港宗座代牧恩理覺主教成為香港教區首任主教。跟監牧區及代牧區不同的是，教區由本地主教名義所管理，雖然教區主教從屬教宗，但並非教宗的代理人，而是本地教會的領袖。

及後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時期，香港教會受到重大打擊，戰前有二萬教徒，戰後一度只剩下三千人。

香港天主教教徒人數於二次大戰結束後回升。一九四九年中國政局變更，從是年至一九五○年，約一百萬人從大陸來港── 約每天三百人，香港人口由四五年的五十萬急升至五○年的二百萬，五年後更升至二百五十萬人，房屋、醫療、社會福利設施等需求大增。白英奇主教（L.Bianchi）一九五二年從內地獲釋後來港履任教區主教，而在他領導下，香港教會為湧港難民及本地貧民提供不同支援，促使了不少人皈依，教徒人口於戰後因此而遞增。

更新與本地化的時期（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五年）

到了六十年代，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改革推展到香港教會，最明顯的改變是實行本地化。白英奇主教有見及此，主動提出香港教會應以華人來接替，故此由輔理主教徐誠斌於一九六九年繼任教區主教，成為本地首位國籍主教。

香港教區配合本地教會實況，徐誠斌主教於一九七○年召開一次教區會議，承接梵二的革新。本地教會隨之而展開各種新的福傳事業。

一九七三年徐主教因心臟病去世，李宏基主教繼任，惟李主教於七四年亦因心臟病逝世，林焯煒神父遂擔任署理主教。

回歸前後的教會（一九七五至今）

一九七五年，胡振中主教繼任為第五任教區主教（八八年擢陞為樞機）。香港經濟於七十年代起飛之際，社會漸趨富足，教會也穩步發展，教徒佔全港人口二十分之一，而教會所籌辦的學校和服務機構，約佔總數五分之一；教會人士也經常參與社會事務，以及投身正義和平工作。

香港面對前途談判，中、英雙方簽署聯合聲明之後，香港正式進入過渡期，直至發生八九民運事件，香港人面對信心危機。胡振中樞機於一九八九年發表《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肯定香港教區未來的牧民承擔。

九十年代，教區成立勞工牧民及青年牧民委員會等機構，加強推動牧民工作。

一九九五年，為落實執行《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各項建議的中期報告及其後五年的計劃書，以「傳揚福音，拓展天國」為方向。

經歷了一九九七年回歸，本地教會踏入第三個千年的挑戰，胡振中樞機於二千年召開了香港教區會議，旨在檢討過去，策劃未來；該會議協助教區主教促進整個教區團體的福祉，靠天主恩寵的助佑，提出新的牧靈計劃重點。

在八十、九十年代，教區曾發表不少文件探討關社使命，例如於九七回歸前所發表的「九七牧民指引」，講述面對轉接期如何調整教會服務；一九九九年教區亦頒布「成立堂區關社組指引」，鼓勵堂區成立關社組。

胡振中樞機於二○○二年病逝，陳日君助理主教繼任為香港教區第六任主教，他二○○六年擢陞樞機。

陳日君樞機任內，香港社會接連面對挑戰，陳樞機與教會團體一方面從社會訓導表達信仰立場，如回應二○○三年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及政制改革的爭議；另一方面透過關社培育幫助信徒認清先知角色，以及幫助堂區成立關社組。天主教會等辦學團體一直加強校本管理、問責及透明度，惟「校本條例」於二○○四年在爭議下通過，規定所有資助學校須成立校董會，陳樞機指新法例無法保證教會能一如以往按天主教理念及使命辦學，故此教區提出司法覆核，經過多重訴訟後，於一一年遭終審法院裁定敗訴。

牧民工作方面，陳樞機在新市鎮成立新聖堂，整體發展方面亦透過「教區會議後監察小組」檢討教區會議議決的執行進度。

湯漢主教二○○九年奉委為第七任主教，一二年擢陞樞機。湯漢樞機重視四個牧民優次：推動堂區福傳、推動聖召、關顧非華裔教徒及履行橋樑教會使命；並配合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信息，推動家庭牧民工作；也善用主題年如「司鐸聖召年」推動聖召文化；明愛徐誠斌學院一一年易名為「明愛專上學院」及開辦學士學位課程，近年更邁向成為天主教私立大學。

面對近年貧富懸殊問題及政改爭議，教區一二年發表《香港天主教會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的一些建議》文件，呼籲政府推廣婚姻及家庭的核心價值，並徹底消除貧富懸殊日漸惡化的社會現況；教區於一三年及一四年先後發表呼籲，促請有關人士誠懇而有持續溝通交談，以消除所有導致「公民抗命」的原因，並落實普選。民間推展民主運動的同時，教會團體亦透過普選商討日及毅行爭取普選等行動表達訴求。

隨後二○一四年九月至十二月的公民抗命行動期間，天主教會及基督教會的領袖在早前肯定民間的雙普選訴求外，曾多次呼籲有關人士採取務實態度及恢復政改對話。

二○一四年，教宗方濟各宣布年屆七十五歲退休年齡的湯樞機延任教區主教三年，同時任命楊鳴章、李斌生及夏志誠三位神父為香港教區輔理主教，而李斌生主教於二○一六年獲委為澳門主教。

教區於過去一年繼續加強福傳和培育工作，同時亦響應普世教會的信息，例如落實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建議，加強關心家庭的處境和困難；也回應教宗方濟各的生態通諭去推動環保；在獻身生活年結束之際延續聖召文化，並為慈悲禧年推出一系列活動，讓教徒分沾天主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