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的身份認同

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二○一四年十一月十日，公布今年港人身份認同和對國家認同感的調查結果。調查結果顯示，僅8.9%受訪市民自認「中國人」，打破二○一二年創下的12.6%低位；反觀自認「香港人」的受訪市民，由二○○八年最低的16.8%，今年跳升至26.8%。若結合選擇「香港人」或「香港人，但都是中國人」，即以港人身份優先的比率，則較前年的65.2%升至68.8%。若以年齡劃分，僅4.3%的八十後（三十四歲或以下）自認「中國人」；認同港人身份優先的八十後，比率高達82.6%。

近年，「香港人」身份認同的上升，以及對「中國人」身份認同的下降，其原因和中港兩地的交互發展有重大關係。從民眾層面來分析，近兩三年大陸旅客和本地人因自由行政策而引申的空間和文化衝突，激發了中港兩地民眾的對立，亦令本土主義在港得以發芽。從政治格局層面去看，每當中國政府試圖透過港府的政策建立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從而對政權的政治效忠（例如二○○三年國家安全條例爭議和二○一二年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時，往往引來社會強烈反彈，最終在大型群眾運動施壓下迫使政府草草收場。換言之，中國政府要香港「人心回歸」，但採用的方法卻往往最不得人心，更使香港人，尤其青年人的國族認同感下降。

中國政府對港形勢的誤判並非偶然，而是一直以來對港政策偏狹的結果。中國共產黨在大陸掌政後，對香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僅將香港視為中國在冷戰格局下的戰略棋子；在過渡期至今，中國政府一直強調香港為經濟城市，同時以大量政治工程試圖將香港「非政治化」。這些政治工程，一或利誘（例如CEPA和自由行），一或推動民族主義（例如上述的國民教育，以及最近將「雨傘運動」描繪成外國勢力控制的顏色革命等）。然而，雨傘運動正好揭示了新一代的香港人一方面不認同政權的民族觀，也不在意中國對香港的所謂「經濟好處」；這些經濟好處，反而是激發港人身份認同的催化劑。特區政府最近將青年追求民主普選歸咎於其物質生活問題，不單將問題錯置，更無疑是火上加油。學聯在大專生罷課提出「命運自主」，正反映了年青一代的香港人不甘日後的經濟和政治生活，淪為中國大陸政經附庸；面對拒絕真普選的政權，只會更抗拒香港和中國大陸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融合。

中國政府愈是強硬（例如堅持「831」人大決議），就愈可能增加新一代以至下一代香港人對國家的離心力。就如台灣的反服貿爭議，重新激發台灣的本土意識，承傳到年青一代，更被視為令主張兩岸更緊密合作的國民黨在最近「九合一」縣市選舉慘敗的關鍵因素。短期內，如中國在普選問題上堅持強硬態度，那麼新一代的香港人將更難與中國建立互信，遑論國族認同；從長遠看，如中國依然故我，繼續推動惹人反感的民族主義工程，只會令「人心回歸」成為鏡花水月。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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