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在港少數族裔同行

以前在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活動的時候經常有機會到不同的亞洲地區體驗，通常是前往東亞及東南亞地區，但也有數次前往南亞地區如印度、孟加拉等地的經驗，期間認識不少亞洲朋友，立體地了解到貧富懸殊、正義和平，以及大專基督徒的角色使命等議題，令我對社會關心不單只是停留在香港，更培育出一個亞洲視野。大學二年級暑假參加的印度加爾各答生活體驗團是我第一個踏足聯會的活動，豐富了我對信仰實踐的想法，是故我對南亞等地有莫名奇妙的親切感。

我深信「沒有行為的信德是死的」，由大學時代藉聯會積極參與民間社會活動，到畢業後出來找工作，我一直在尋找一個可以讓自己實踐信仰的崗位，聯會時代的我很容易感受到自己的信仰行動。但是由研究生過渡到社會大學的初期有很大的困惑，由於身份角色不同了，找不到可以實踐信仰的空間，經常覺得迷失，希望盡快可以回到學院繼續升學，直到遇上現在的工作⋯⋯還記得當時見到現職工作的招聘廣告時，看見服務對象和在港居住的少數族裔有關，沒有細讀工作內容便已感到無比興奮，因為單是「少數」一詞，已經能滿足我能具體地和弱勢社群站在一起的同行想像，可以有一個落實信仰行動的場景。

這六年間接觸到不少在港基層少數族裔，與不同族裔的人士成為朋友，聆聽到不少故事，在工作的過程中慢慢地建立了一套與少數族裔同行的思維模式與工作手法。我的工作不單只是提供直接服務予少數族裔，還包括協助本地華人認識他們，促進種族共融，消除種族偏見與歧視。

我在深水埗區工作，服務的少數族裔對象主要為巴基斯坦及尼泊爾人，亦有少數印度、孟加拉及菲律賓人，他們大多是香港居民，在香港出世或從小在香港長大，有些甚至已經是第二或第三代港人，亦有的是新來港人士，及有個別「酷刑聲請者」家庭，組群有兒童、青少年、婦女及其家庭。不同族裔、年齡、教育、家庭背景及性別的朋友在香港所遇到的情況也不盡相同，但也有一些共通處境，尤其是來自基層的少數族裔朋友，他們的故事或多或少有一些相類似的地方；例如：有語言障礙，雖懂得少部分中文但讀寫能力很弱，就業低收入，領取綜緩，住公屋或劏房，不掌握主流社會資訊，對本地社會時事不聞不問，對下一代的教育不太懂得關心，親子養育及照顧子女的意識薄弱⋯⋯

看起來好像有很多負面形容詞，但我經常提醒自己不要把這些處境當作「問題」看待，避免為他們冠以負面標籤。雖然我們與他們的生活習慣不同，有不少信念及價值觀差異，而且不時聽到很多令人痛心的故事。正是這緣故更需要我們的同行，我的工作信念便是要促發他們不斷發掘自己的才能與價值以回應在港生活的挑戰。

在聯會時認識到一位我很敬重的耶穌會印度神父，他曾經用「閂水喉」的比喻來形容我們應該如何回應社會不公義的問題，故事說有一位書店老闆每一天回到店舖的時候都發現地上有一攤積水，每一天他都要花時間把積水抹掉，他好奇為甚麼明明已把水喉關掉，地上總是有積水，如是者過了很久，老闆開始感到疲累，直到有一天他決定不再花時間去抹地，而是去查找積水的來源，繼而拿起工具箱去修理水喉，滴水問題解決了之後，地上再也沒有積水。故事的「抹地」代表着社會服務，而修理水喉代表政策倡議，如果不去解決根源問題，再多的社會服務也只是治標不治本。

當時年青的我當然執着要擔任「閂水喉」的角色，但工作久了漸漸發現自己對政策倡議的興趣不大，但我也不希望自己每天的工作只是停留在「抹地」層面，我不知道自己有否盡力去「閂水喉」，但我相信我是在增強服務對象的「閂水喉」能力，讓他們能夠體驗角色轉化，增強個人能力，這也是重要的一環。

筆者爲一社會服務機構推動多元文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