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應是」和「實是」

文天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族群需要歷史，是因為個人和群體的行為有何意義，得擺進歷史的大敍述才能彰顯。國人寫歷史，愛托先王之說來宣稱現世規矩的合理性。孔子寫《春秋》如是，司馬遷寫《史記》如是，直到百年前康有為也要寫一本《孔子改制考》，顯示自家君主立憲的主張合理。這與西方以自然法和以宗教追溯政制的合法性也有相通之處，都依托超越現實世界的爭拗，用無可反駁的道理彰顯自己的權威性。先王說是借真人來訓導，自然法依托道德實體（其實是拿最基本的道德前提的概念例如「正義」等作邏輯推演），宗教仰仗神靈（那便得先確認一個信仰權威），是以中西文化的取向在很久以前就不同。但黃帝是神話，堯舜禹也是神話，即使歷史上曾有其人， 也早已竄入不少神奇傳說，所宣示的也是神話意識。一套文化觀、是非觀、世界觀要成立， 在邏輯上必需有個起點。儒家說的先王及其黃金時代，不過是先假定這個起點真的在遠古時的歷史上出現過，只因後來人的世俗德性逐漸把它污染，於是即使在最好的年頭，縱有聖賢當家也不過是小康。這夢幻不啻是中國式的烏托邦，但想深一層，若無這黃金時代的「回憶」，孔子們的邏輯開端又在哪兒安放呢？ 

如此這般的安放，令人想起柏拉圖的《理想國》。該書由蘇格拉底和兩位朋友辯論開始，那兩位仁兄認為國家是權勢者謀求利益的工具，蘇格拉底不以為然。那麼，國家到底是甚麼？一本大書便環繞著這話題展開，最後當然是蘇格拉底的話無可置疑。蘇的立論是從一般的概念定義出發去論證：國家和管治者沒有自己的利益，服務的人群的利益才是目的。這乍看無疑為一切權勢者說好話，但蘇的立腳點是：對於正義、國家、管治等詞語，如果承認我們對這些概念的前設合理，推論下去，便唯有相信國家所有行為都是合理的。但，這邏輯說的只是「應該」。可惜，我應是好人，卻不能以此證明我定是好人，「應為」不是「實為」。例如社會權力的執行者應是公僕，按馬克思的先見，若無民主監督，公僕定變為主人。若變成了主人的公僕們用「應是」的邏輯去把自家的「實是」定性，便可把一切烏煙瘴氣都說成只是誤會或別有用心者的攻訐。回到廿四史，皇者既稱聖上，便該英明神武，可惜十個皇帝有九個庸碌，有些甚至可謂獨夫民賊，但國人總是幻想有位聖主或聖主派下來的包青天可讓天下沉冤得雪，於是不堪的從來都只是底層的兵頭官尾，或被指為侫奸的失勢權貴。許多書說，柏拉圖寫《理想國》是抒發他的政治理想，其實，蘇格拉底在結語上說得明明白白：這只是理想中的國家，也許，因為天堂裡有這樣的國家理型，我們才有這理想國的夢想。

但夢想不等於現實，「應是」也不等於「實事」，這本是常識。可惜，現實卻是，經過數以千年計的磨難和教訓，「懂」的人始終不多。裝睡的人是叫不醒的，人若不知自家在做甚麼，甚至不想知道自家在做甚麼，奈何？ （說孔．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