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發展》通諭頒布五十年
二○一七年三月廿六日是有關人民發展的《民族發展》通諭頒布五十周年，這是二十世紀其中一份最重要的宗座通諭。
《民族發展》通諭為教會參與減少與逐漸消滅世界上的貧窮及歧視帶來了顯著動力，其訊息仍然與今天息息相關，因它提出的普世正義願景還遠遠未得到實現。
在伯多祿． 阿什頓安德萊恩（Peter Hebblethwaite）為教宗保祿六世撰寫的傳記中，他引用方濟各．佩魯（Francois Perroux）教授的說話，稱該通諭為「《十誡》、《福音》教導和《人權宣言》深刻和原本的綜合」。
《民族發展》與教宗良十三世在一百廿六年前頒布的《新事》通諭，以及其他所有宗座、大公會議及主教會議有關社會正義的文件一樣，均有其寫作脈絡。
閱讀或重溫這份通諭時， 人們若可注意到有甚麼影響其成書， 以及其教導如何獲接納、宣講、質疑、修改、忽視或更新，都是相當有用。
《民族發展》在教會及社會動盪與改變的時代中心出現。一九六七年頒布這通諭以前，教廷已在六一至六七年每兩年發表的主要文件中為此準備。
教會關注焦點 體會民生困苦
首兩份文件是教宗若望廿三世的社會訓導，分別是一九六一年的《慈母與導師》和兩年後的《和平於世》通諭。接著，六五年出現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很多專家直接或間接地為著這三份文件的出現作出貢獻。
可以說，他們為《民族發展》開闢了道路，在某些情況下影響了它的編寫，或至少協助決定了其內容與方向。
他們包括法國哲學家及人文主義者雅各伯．馬里坦（Jacques Maritain，1892-1973）、公教職工青年運動發起人比利時的若瑟． 賈迪恩神父（Joseph Cardijn，1882-1967）、意大利社會學家伯多祿．帕萬神父（Pietro Pavan， 1903-94）、智利塔爾卡教區厄馬奴耳． 拉臘因． 埃拉蘇里斯主教（Emmanuel Larrain Errazuriz，1900 - 66） ， 以及傳奇的巴西埃爾德．卡馬拉主教（Dom Helder Camara，1909-99）。
多位思想家 協助推進思潮
這十三位社會正義使徒的共同處就是，他們在一九六○年代全都在各方面及不同程度上影響著教廷的態度——特別是保祿六世如何看待世界貧窮和經濟不公義的問題。
佩雷．勒布雷（Père Lebret）在他們之中尤為突出，因他的思想為《民族發展》的社會推動帶來了即時的影響。在通諭公布前九個月， 佩雷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去世，以致教宗說這文件是對他的思念與致敬。
作為發展倫理學的先驅， 這位懷著水手基因又常常遊歷的小不列顛之子的話在通諭第十四節被引述，勒布雷在當中被稱為在發展問題上「卓越的專家」。
在通諭或其註腳中，有標示對其他法國思想家的參考，包括馬里坦、德呂巴克和舍尼。他們可歸類為教宗若望廿三最尊敬的導師。
事實上他跟上一任教宗比約十二世相反，對由某些法國神學家——他們有些人在梵二中擔當了重要角色——所採取進步的神學發展（新神學，nouvelle theologie）一類予以正面回應。
這些神學家中的一位便是後來的孔格樞機，他就教友角色的教導從過去至今依然重要。這些教導有份建構了《民族發展》的內容。
教會中對教友角色和教會與國家間關係的思想發展，也反映在帕萬蒙席（後來成為樞機）的教導與寫作當中，以至在賈迪恩、拉臘因、卡馬拉、沃德和戈爾迪，還有其他相當多人的實踐、生活和行動之中。
賈迪恩在教宗若望廿三世上任之初向他提議撰寫一份圍繞某些路線的社會訓導。此成就了《慈母與導師》。這份文件的草擬人，和接下來《和平於世》的主要撰寫人就是帕萬。
通諭著眼世界貧富差距
此外，在梵二草擬有關現代世界中的教會，以及宗教自由的文件時，帕萬也扮演著關鍵角色。很有可能他也參與了《民族發展》的最後修訂。
通諭的第卅二節和註腳第卅三亦讚揚了拉臘因主教，指他立下了榜樣，身為主教運用自己的資源造福在窮困中受苦的人。
在他的教區和國家——甚至超越這兩地域——拉臘因做了很多事情去傳揚公教職工青年運動的模式和提升對世界不平等的意識。然而， 他在一九六六年在智利因車禍於六十五歲早逝實屬不幸。
克拉克的《經濟進步的條件》一書亦被教宗保祿引用（段廿六， 註腳廿七），他更獲教宗委任為俗稱「生育控制」委員會的教友成員。
通諭文本和註腳中看不到有關沃德或是戈爾迪的踪影，不過在那些年間，她們皆各自以不同方法（沃德作為一位意見明確的顧問並為永續發展護航；戈爾迪在教廷的走廊與辦公室間穿梭）在梵蒂岡圈子中有所影響，反映在通諭中一些章節裡。
要從《民族發展》的完整脈絡來了解這份文件，人們應留意後來的出版和事件——一九六八年在哥倫比亞的拉丁美洲主教團第二個會議開始。
拉臘因主教去世前一直是籌劃通諭的關鍵人物。他的工作接著交給了埃爾德．卡馬拉（Helder Camara）——這時他正抱持著後來稱為解放神學的精神，逐漸成為拉丁美洲爭取正義與和平的標誌人物。保祿六世無疑看到他的通諭跟在哥倫比亞舉行的會議有密切關連。
一九七一年， 於保祿六世召開的世界主教會議首輪會議中，在其中一個以正義為主題的會議後， 《民族發展》的基本思想已被認同，且在當中多次引述的《正義在世》（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主教會議文件中得以改良。
同年稍早，保祿六世紀念《新事》通諭發表八十周年時，以熱切的口吻在其牧函《八十周年》中呼籲對全球的不公義作出行動。
他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頒布富挑戰的《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勸諭中所說的亦如出一轍。該勸諭標誌著梵二閉幕十周年及一九七五年聖年的結束。
一九八七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社會事務關懷》通諭在《民族發展》二十周年時發表。
他其後發表了另外兩份社會訓導——分別紀念《新事》頒布九十及一百周年的《工作》通諭和《百年》通諭。
正如他們在一九六七年對《民族發展》所做的，主要在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擁護者對《社會事務關懷》大力批評，因其對資本主義制度各方面作了不留餘地的批判。
《民族發展》其中一個影響最深遠的效果是成立了教會內不同的機構，以提升對世界發展議題的意識，和以籌款去援助和扭轉在低度發展國家中，貧窮所帶來的最壞影響。
當德國、北美洲和一些歐洲國家在二戰後發展這樣的機構時，其他天主教的服務亦陸續為回應梵二和教會一九六○年代的社會訓導而發展起來。它們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名稱在社會上被認識，並在今日成為國際明愛的一部份。
在教宗方濟各的任內，大眾對教會訓導當局該如何面對例如資本主義、民主、巿場、消費主義和生態等議題的討論依然熱烈。
他二○一五年五月廿四日頒布的《願祢受讚頌》通諭，帶有強烈的環保立場，並要求這個受苦的世界有真正的發展。
這引發了不同層面的行動和辯論。這位阿根廷教宗在很多其他場合對不公義和剝削的批評也不無迴響。
正因《民族發展》等早期文件開闢了道路，方濟各有更好的位置就公義發聲。這份有五十年歷史的通諭，在首四分一個廿一世紀依然有影響力。
• 本文作者彌額爾． 科斯蒂根（Michael Costigan）是澳洲墨爾本人，在當地接受耶穌會教育， 接著負笈羅馬的傳信學院，並在宗座拉特朗大學接受教會法和民法博士帕萬的指導。後來，他在澳洲擔任高級公職人員，直至出任澳洲教會有關正義和平及普世發展活動的最高機關負責人。
•來源：《十字架報國際版》，天亞社編譯，全文見天亞社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