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恆毅樞機與中國教會中國化

剛恆毅總主教（C e l s o Costantini, 1876-1958）於一九二二年奉教宗庇護十一世（1922-1939）之命到中國擔任首位宗座代表，直至一九三三年為止。當時的時代背景夾雜著中國內部征戰不斷；外患則是日本侵華軍事行動日趨猛烈，西方列強各自在中國佔有租界並劃有勢力範圍，法國在中國的保教權依舊是阻礙中國與教廷通使，也導致中國天主教會畸形發展的主要因素。嚴格地說，當時的中國天主教傳教活動並無法稱之為一個「中國教會」，因為各個傳教區是彼此各自獨立自主。

剛恆毅在此一複雜的時代背景下堅守教廷交付的使命，不僅巧妙地避免敏感的政治外交衝突和法國的阻撓，使中國傳教區在他的領導下， 凝聚出以教宗為中心的向心力，得使中國天主教活動真正地開始發展，並逐漸轉型為一個合一的「中國教會」。一九二六年十月廿八日教宗祝聖首批六位中國籍主教，正式的為中國教會「中國化」開啟序幕。

剛恆毅對中國教會有許多貢獻，包括建議教廷首批六位國籍主教名單，並與傳教修會協調劃分成立國籍教區、推動中國天主教藝術、成立國籍修會團體、召開第一屆中國教務會議等等，各種貢獻都是劃時代的大事。對筆者而言，他極力地與西方列強利益劃清界線，為所有傳教士、國籍教士和教友們立下規範，導正所有因保教權產生的各種弊端，得使教務步上正軌，為往後中國教會「中國化」的各項發展奠下堅實的基礎，此厥為剛公最大的功績。

剛恆毅樞機的偉大功績和信德深忱，不僅是所有中國教會成員的景仰對象，以普世教會的角度來看，更值得所有人崇敬，如果教廷在經過謹慎確認之後，能立剛樞機為真福，不僅可表彰他的貢獻，也為中華教會立下一個努力的目標。當前中國與教廷正在進行歷史性的協商以解決雙方的歧見，按照目前的情況下，可能需要不少時間溝通。如剛樞機得以獲立為真福，將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可以向中國表達教廷一貫熱愛中國的心，一如剛樞機般。

目前中國天主教會在政府的主導下推動「中國化」，「中國化」一辭成為現階段大陸政教關係重要的辭彙，也令人想起剛恆毅在中國時期的成就。但如以神學理論、教會學和教會史的角度來看，目前中國政府是基於政治意識形態為基礎，強制地以不屬於天主教教義的政治和法令措施加諸於教會管理之上；這和剛恆毅將政治因素排除在外，由他登高一呼，鼓勵教會成員吸收並將中國文化因素融入天主教信仰外在表達方式有根本上的不同。是以，前者的方式嚴格上與剛恆毅的「中國化」有所區別。

以此來看，這政策對目前中梵對話應會產生極大的阻礙，中國政府目前的天主教政策對中國教會整體產生的影響應是深遠的：第一、政府的政策使中國教會與教廷產生更大隔閡，中國教會成員與普世教會的距離愈來愈遠，無法趕上普世教會成長的腳步，中國教會神職人員的紀律問題也無法由教廷裁決管轄，紀律因而鬆弛。第二、目前地上與地下教會的問題已經頗為複雜，如果中梵協商得以解決主教任命問題，當然有助於此問題的解決；反之，如果中國政府再加強管控措施，將更加激化現有問題，地下教會活動可能更加活躍。

中國政府實施所謂的「中國化」，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後一連串所推動的天主教「愛國運動」之最新總結合體，這些運動的動機是基於政府對天主教人士愛國心的不信任。但如果吾人以一九三七至四五年中日戰爭來看，無數天主教教友投入抗日行動，已入中國籍的雷鳴遠（Vincent Lebbe, 1877-1940）更是率領中國籍修生修女積極投入救治傷亡的隊伍，而馬相伯更是有「愛國老人」之美稱。天主教徒的愛國心絕非官方政策刻意塑造出來，而是基於對天主的信仰，和對自己國家歷史、文化、民族各方面的認同和熱愛，所融鑄而成的情感，古今中外皆然。

• 取自︰天亞社
• 作者陳聰銘乃台灣高雄市人，法國里昂第二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比利時魯汶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研究主任，著有《中梵外交史——兩岸與教廷關係 (1912 -1978) 》，於二○一六年一月由台北光啟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