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抗疫十五周年的教訓

十五年前（二○○三年）的三月， 非典型肺炎在香港社區擴散，先後奪去近三百條生命，而在醫護人員及市民同心抗疫下，疫情終於過去。至今港人仍懷念因疫情殉職的醫護人員和堅守崗位的清潔工人。

經濟蕭條和民心恐慌過後，社會元氣恢復過來，醫護的發展不減當年，但公共醫療服務的發展，卻未合社會期望。

在貧富懸殊日益嚴重之下，基層市民對公營醫療需求有增無減，公立醫院求診者日益增加、醫護人員顯得人手不足， 相關情況於近期的流感潮中惹人關注。早前中大醫學院院長直言近期公院病房有如街市，與八十年代的情況不遑多讓。

社會期望當局從「沙士」汲取教訓， 盡早鞏固維護公營醫療體系以防疫症重臨，然而政府坐擁巨額盈餘，卻被指不願作更長遠與進一步的承擔。雖然新公布的財政預算案表示會提高對醫管局的經常資助等，但離民間訴求卻有一大段距離。

早前一位患有罕見病症的婦女出席立法會聽證會時，表示連她在內，很多病人因無法負擔有效卻昂貴的藥物而延醫——她未及等到藥物治理已告離世； 其他諸如專科輪候時間過長等問題，都令基層人士備受困擾。

社會訓導強調互補原則，同時亦期望政府履行義務去保障弱勢社群的醫療等基本權利，而教會亦多次重申此乃基本人權。聖座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觀察員尤爾科維奇總主教（Ivan Jurkovic）早前出席人權理事會會議時便指出，「公平分配大地與人類勞動的果實不是單純的博愛精神，而是一項道德義務，以確保人人都能獲得藥物、疫苗和診療」。

近年本地醫療改革的討論中，論者提到用者自付，也重視效益與回報，然而，教宗方濟各早前表示，國家不能試圖從醫療中牟利，否則，保護人的義務，對社會不再是最重要的義務。他指成果和效率不該是支配醫生行為的唯一標準。

教宗剛於二月「世界病人日」文告中便指出，教會團體除了提供優良的醫療護理外，也要努力將人置於治療進程的中心。讓我們為社會推動生命的文化和對病人的關顧，以回應社會在醫療上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