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盼中梵接觸交談續有進展   

期數
3866
刊登日期
2018.02.23
作者
林瑞琪
主曆
主曆 2018 年 03 月 25 日 基督苦難主日

 

聖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林瑞琪博士三月十一日出席九龍塔冷通心靈書舍的講座,題為「中梵關係前景:困難中的突破」,作者現整理當日內容在此發表——編者

近日中梵關係交談的新進展,重新吸引公眾的注意。

事實上,早在一九八一年已故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已向中方表達渴望接觸交談的意願;然而,教廷亦一直強調這些接觸交談並非以建立外交關係為目的;教廷的終極目的是幫助國內教友,包括地下的及地上的教友群體,使他們的信仰生活空間能得到正常化,並擴大福傳空間,好能向大多數未有信仰者分享福音喜訊。

外交關係可以說只是教廷達成上述目標的工具,並不是教廷的目的。如果有傳媒推論教會為外交關係而犧牲教友群體,則是這些傳媒受困於世俗國家的博弈論思維而忽略了天主教會的特性。

中梵之間,目前尚未到達談論「具體外交關係」的層面,只就主教任命問題可能達成「共識」而己。

教宗方濟各與習近平主席上任以來的新變化

二○一三年三月十三日,教宗方濟各當選天主教會的全球首牧;翌日,習近平總書記當選中國國家主席;中梵之間的互動因而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對於主教的任命問題,讀者必須注意的一點是,習近平主席於二○一三年上任以來,再沒有在國內出現任何「未得教宗任命的主教祝聖禮」,這一點是非常善意的表現,值得所有天主教徒珍惜。

當然,過去五年「已得教宗任命的主教祝聖禮」亦舉行不多,一共只有五次祝聖禮得到政府當局的「綠燈」:二○一五年有一次,二○一六年四次,二○一七年卻一次也未有。

目前雙方也許可以完成一個框架性的協議,去解決困擾多時的「非法主教祝聖問題」,以確保未來的主教人選,不會是雙方所不能接受的。在這樣的協議之下,教廷未必能任命最心儀的人選,但同時也可以得到中方的保證,不會出現教廷所不認同的人物,這雖然尚未算完美,但起碼是可以接受的中庸之道

事實上,類似的協議一直存在於教廷與歐洲一些國家之間。二○一七年中一位來港探訪我的奧地利大學教授表示,奧地利政府對國內主教的任命一直保留類似的反對權,只是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未有動用這些權力而已。

尚餘的七個非法祝聖禮個案必須處理

未來的主教選任問題得到解決的同時,目前國內最後七位非法祝聖的主教的去向問題也必須處理。據我所知,他們起碼在二○一五年或更早之前,已各自向教宗呈函表達悔意及請求原諒。

過去三十年來同樣的「請求原諒」個案起碼有六十五宗,佔所有「非法祝聖」事件的三分之二。而誠懇的申請者普遍都能得到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或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寬免。

至於他們所獲得的寬免,僅是其「接受非法祝聖」的罪行,抑或也獲批准其繼續以主教身份履行牧民工作,又抑或更進一步給予他們其他新的任命,則要按個別的案例實況去處理,比如:

西安總教區李篤安總主教及上海教區金魯賢助理主教的例子;就是主教獲重新任命的事例;

湖北省宜昌教區張鳴謙的案例,則是主教不再獲任命的事例;

雲南省昆明教區孔令忠的案例,卻是主教僅獲寬免其罪行的事例。

現今,教宗方濟各經過長時間仔細聆聽了各方面意見,才總結得來的結論理應值得我們尊重及服從。

汕頭教區與福安教區的變化

二○一八年一月份多個傳播媒體傳出汕頭教區莊建堅主教對其任期的關注;事實如何,必須小心處理。筆者從教廷所得的回答,教廷代表曾向莊主教詢問在他任滿之後,對汕頭教區主教繼任人選的意見。事實上,按照法典,教宗有權為教會的需要而調動任何一位主教,教宗對主教的任命或中止其職務,都有充份的自由,不必徵求任何人的同意,因此不能說教廷「強迫」任何人做任何事。如果莊主教對榮休感到失落,我們作為教友的,應對他多加安慰及勸解,而不是轉過來要求教宗改變安排。

至於福安(閩東)教區的情況,郭希錦主教在接受海外傳媒的訪問時,直言會服從教宗的任何命令,儘管他對教廷的措施能否有效地在中國教會的處境運行,並沒有信心。郭希錦主教的做法十分值得我們敬佩及學習,既保存了自己的看法,亦同時充份實踐他在出任主教時所承諾對教宗的服從。

羅慕洛總主教即將封聖的啟示

進入二○一八年,天主教會快將完成教宗真福保祿六世及真福羅慕洛總主教列入聖品程序,並準備熱烈慶祝。筆者高興見到兩位教會前輩得到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但亦同時難免有一點慨嘆。

今天我們見證羅慕洛總主教廣受教會人士推崇,但讀者不應忽略,一九七七年當教宗保祿六世任命羅慕洛神父為薩爾瓦多總主教時,當地以至於全球其他地方的天主教推動社會運動人士,普遍都對此任命表示反對,認為教宗特意選擇一位低調怕事的神職人士擔任總主教,是向右派極權政府低頭;結果歷史證明羅慕洛總主教是最理想人選,亦為薩爾瓦多帶來新氣象。

現在教宗真福保祿六世及真福羅慕洛總主教都在天堂上了,甚至批評他們的教會人士也有不少上到天堂了,教宗保祿肯定不會介懷他們當年的批評,但批評者也許就難免會有點尷尬。

當年教宗保祿六世帶有苦衷但堅定地貫徹他的理想;今天教宗方濟各何嘗不是面對同樣的困難;目前傳媒對教廷以至對教宗方濟各的不同批評此起彼伏,可是我們作為教友的,能否退一步想一想:批評容易,但我們應反問自己,有否分擔教宗在困難中的承擔?

我們對教宗的決策未必有機會瞭解其全盤的考慮,但對教宗的決定應有信德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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