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兒童基金員工涉性犯 基金會主任：這怎麼可能？

（天亞社編譯）我在過去幾星期看了三遍《Spotlight》（香港譯《焦點追擊》）。這部大獲好評的電影是關於《波士頓環球報》記者揭發了波士頓天主教神職人員對兒童進行有系統的性侵事件。

奇怪的是，觀看這部令人不安的電影，對我來說是一種療癒，提醒我沉默的代價、為孩子們站出來的重要，以及無所作為帶來的種種傷害。

我是印度殘疾兒童基金會的主任。根據一月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被虐的可能性是其他兒童的三倍。這是我們基金會一直保持警惕的事情。⋯⋯ 

然而，當我們自以為很嚴格之際，我們一年前跟一位該領域的專家一起審視我們的保護兒童政策時，卻發現政策滿是漏洞。

我們的培訓粗疏、報告程序難懂、文件紀錄也很差。故此，我們開始了一個漫長而費力的過程來改進政策，填補漏洞，使我們的員工能夠適應無法預料的情況。⋯⋯ 

所有這些事情都發生在我們學生的家裡， 而不是我們的中心。然而，鑑於印度社會服務短缺，我們對保護這些受害兒童，幾乎不可能有效地回應。⋯⋯ 

但是，當事情突變是對我們的員工作出指控時，事情就變得複雜了。基金會就像一個家庭， 許多員工從未在別的地方工作過。

他們已跟我們在一起工作逾二十年。他們認同我們的團體，就如他們認同自己的家人或宗教一樣。基金會的高層對他們也有同樣的感覺。

因此，當我們的兩名學生（都是青少年） 指控我們的兩名老師時，我們發現很難去相信他們。事情似乎不太可能這樣，因為跟兩名被告教師的性格不一樣。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徹底調查這兩宗指控。

仔細審查事件報告，重組事件的每項細節， 以確保時間、地點和涉案人員都是真確無誤。

一名心理學家和一名學生信任的案例工作者，跟每位提出指控的學生面談。在兩起案例中的其中一起，提出指控的學生的三名朋友證實了事件，但當進一步調查時卻發現，事件發生時， 最少有兩人實際是不在現場，而第三人的話讓人懷疑。⋯⋯ 

然而，即使我們都做了所有正確的事，我自己還是在想：「這指控不可能真的。遭指控的人我們都認識，而且已跟我們工作了很多年。」而當我正考慮把他們調往其他中心時，我腦海裡響起了警號。為甚麼這聽起來那麼熟悉？ 

這很容易認為，主教們把遭指控性侵的神父從一個堂區調往另一個堂區，是為保護他們自己的權力基礎或避免醜聞。但也有可能他們像我一樣：對指控感到畏懼，並且無法相信自己認識和喜愛的人會是這樣。

最後，在跟我們顧問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後，我決定要求兩名被指控的老師辭職。我們並沒有確鑿的證據（所有的都是學生未經證實的指控），但是當中產生的疑問使我們不可能讓他們繼續在基金會工作。而給予他們跟服務兒童無關的職位，對我們而言在經濟上是不可能的，他們在專業上也不會接受。⋯⋯ 

《聚焦》在這裡很有用──讓我們想起未採取的道路。像我們一樣，教會人員把制度放在個人之前；與我們不同，他們以最有能力的成員來定義該制度。對他們來說，教會就是神職人員， 並且在他們的希望中是為保護神父，但他們最終保護了掠食者。

在這可怕的情況下，痛苦是無可避免的； 現在或以後，都會有後果。成年人，尤其是無辜者──而特別在沒有罪犯登記的印度──可以重建他們的生活。但兒童可能會受到不可挽回的傷害。

•作者麥高文（Jo McGowan）為公益專欄作家。文章來自印度的台拉登。
•來源：《十字架報國際版》，全文見天亞社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