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廷前發言人撰文回顧聖座與中國關係

（梵蒂岡新聞訊）聖座與中國簽署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教廷前任發言人及新聞室主任、耶穌會隆巴爾迪神父（F. Lombardi）撰文回顧了中梵接觸的漫長路程，文章於九月廿五日刊登，其中包括導致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形成兩個團體的原因，他又從歷史的角度探討這份協議的意涵：

突破殖民限制 培養本地神父

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年）後，清政府迫於不平等條約而勢力衰弱，西方國家由此在中國鞏固了各自的政治、軍事及經濟勢力，法國也提出保護在中國天主教會的傳教工作，外國和中國本地的天主教徒都在這保護之下。

此時，聖座已經意識到必須培養中國本地的聖職人員，而且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就開始考慮與中國的邦交議題。在教宗良十三世牧職期間，中國於一八八六年主動提出希望與聖座建立「友好邦交」，但教宗礙於法國的反對和擔心法國天主教徒的負面反應，沒有向中國派出使節。

不平等條約和法國的保教權在中國人民當中引起不滿，終於在一九○○至一九○一年爆發了義和拳運動，其間三萬天主教徒被殺。

本篤十五世上任後對傳教議題具有重大的遠見，而且清楚意識到必須突破教會在殖民時代受到的限制。中國在這個願景中佔有決定性的地位，那就是不能再讓基督信仰被視為一種外來的宗教。此時，中國再次提出與聖座建交問題，聖座也積極作出回應，但法國這一次又對中國施壓，導致此事不得不推延。

庇護十一世繼承前任已經開拓的路線，於一九二二年果斷地委派剛恆毅總主教出任首位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擺脫歐洲各種保教權，於一九二四年召開了上海會議，為首批六位華人主教的祝聖進行準備。這六位華人主教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由庇護十一世教宗親自祝聖。

在庇護十二世牧職期間，法國保教權終於在一九四二年被廢除，中國與聖座遂於同一年建立邦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教宗於一九四六年年初擢升首位中國籍樞機，他就是聖言會會士田耕莘。同年，教宗頒布諭令建立中國聖統制。

新政權下的三自運動

一九四六年，黎培理總主教獲任命為宗座駐南京國民政府的代理大使。一九四九年，中國建立新政權，這位宗座代表沒有隨同前政府遷移到台灣，而是留在中國大陸並號召其他外國傳教士也留下。

在宗教方面，中國於一九五○年發起三自運動，一九五一年一月又成立宗教事務局。黎培理總主教在新聞輿論的強烈攻勢下，被迫於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離開中國。其他外國天主教傳教士也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期間幾乎全部被驅逐出境。

庇護十二世一九五二年發表《我們切願聲明》（Cupimus imprimis）文告，對三自運動作出回應。他又於一九五四年頒布《致中國人民》（Ad Sinarum gentem）通諭，譴責所有形式的「愛國運動」。

一九五五年，上海主教龔品梅和許多其他聖職人員被捕，其他天主教徒則同意參加三自運動。在「百花齊放」運動的背景下，被捕的天主教徒獲得釋放，一九五七年成立了天主教愛國會，為首批未經教宗授權的主教的祝聖準備了土壤。所謂「官方教會」就是這樣開始的。一九五八年，二十幾位主教就是以這種方式祝聖。

一九六○年，龔品梅和一位美籍傳教士華理柱主教（James Edward Walsh）被公開判刑。一九六二年，在愛國會召開第二屆大會後，中國教會被迫與羅馬聖座完全分離。時任教宗若望廿三世打算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教出席大公會議，但鑒於時局而打消了這個念頭。

文革及改革開放

保祿六世牧職期間適逢文化大革命的悲慘年代，許多西方國家及聯合國紛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承認台灣政權，而聖座與台灣保持邦交。一九七○年，保祿六世訪問亞洲和大洋洲，以及還是英屬殖民地的香港，成了首位踏足中國土地的教宗。

一九七八年，若望保祿二世開始牧職，此時也是鄧小平掌權和推動改革的初期。一九七九年，中國在宗教領域出現了最初的開放跡象，幾座城市的一些聖堂遂於一九八○年重新啟用。天主教愛國會在同一年建立中國主教團，但它從未受到聖座的承認。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八日，若望保祿二世從馬尼拉向全體中國天主教徒致以問候。但同年六月因鄧以明主教獲委任為廣州的總主教，中國政府指責梵蒂岡干涉中國內政。於是，保定主教在未徵詢聖座意見的情況下祝聖了三位主教。

當時的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羅西樞機（Agnelo Rossi）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下令准許「合法及忠於聖座」的中國主教祝聖其他的主教，若有需要不必事先徵求同意。這項特權卻也導致濫權，加劇「地下」與「官方」或「愛國」團體間對立。

中國改革開放後，其他國家的主教團和天主教機構與在中國的教會的接觸日益頻繁，但在與愛國會及其成員的關係上也出現曖昧和張力的情況。一九八八年，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董高樞機（Tomko）向西方國家的主教團就「地下」與「官方」信徒的關係作出八點指示。

另一方面，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起，以及隨後歐洲共產主義的危機，中國政府增加了對若望保祿二世的不信任。這位教宗又把自一九八八年起獲准到美國就醫的龔品梅主教擢升為樞機。

中梵關係波折中進行

無論如何，文革結束後，許多「愛國會」主教在新形勢下透過秘密途徑請求羅馬聖座的承認，而且也獲得批准。一種「分裂」教會的可能性觀念最終日落西山。在日後二○○七年於梵蒂岡召開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上確認，「幾乎所有的主教和司鐸與羅馬聖座共融」。

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聖座的關係又陷入新困境，這尤其是因為在中國又祝聖了非法的主教，以及在羅馬於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當天為在義和團運動中一百二十位殉道者舉行了封聖禮。若望保祿二世為克服這些困難作出很大努力，向中國、中國人民及其當局伸出友誼和尊重的手，甚至承認「過去的錯誤和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交部二○○五年在若望保祿二世去世的機會上，對這位教宗加以稱讚。隨後，雙方恢復了直接接觸。

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本篤十六世發表《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信函，其中充滿牧職指示。教宗堅持教會的合一性，廢除所有的特權，包括主教的「秘密祝聖」，期望與中國政府當局對話。

二○○八年五月七日，北京愛樂交響樂團和上海歌劇院合唱團聯袂在保祿六世大廳為本篤十六世演奏一場非凡的音樂會，打開「文化外交」的局面。隨後，儘管在中國徵得羅馬聖座同意的主教祝聖持續了幾年，但在二○一○和二○一一年再次發生非法祝聖事件，聖座對此於二○一一年七月十六日作出果斷的回應。

教宗方濟各自上任之初，就已多次表示熱切及親切地關注中國人民，這有助於建立一種新而緩和的氛圍、促使聖座與中國當局有效地恢復對話。在二○一四年八月十四至十八日訪問韓國的機會上，教宗在他的座機飛越中國領空時拍發電報給中國國家主席。教宗又於二○一六年二月二日接受《亞洲時報》專訪時，充分地表達了對中國人民及其文化的敬重。

最近幾年來，聖座與中國政府增進了彼此接觸，溝通的渠道似乎更加穩固而有效。一些中國新聞機搆和中國外交部也多次刊登對教宗方濟各態度緩和的聲明，其中包括教宗的國際訪問和對教宗講話的評論。其餘的便是這幾天發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