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臨時協議之反思

 二○一八年九月廿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梵蒂岡聖座，簽訂一項有關指派中國主教問題的臨時協議。這歷史性協議指定由中國方面選出主教後，教宗可以接納或行使其否決權。※ 

早於二○一四年中梵工作小組成立，雙方派六名代表在工作小組中，商討和處理棘手問題後，將交到中梵談判桌上討論。早於二○一六年底，首次傳出由工作小組磋商而公諸於眾的，是有關選聖主教問題的協議有了眉目，即中國指派主教，教宗可接受╱否決。根據《環球時報》評述，這個消息傳出後，梵蒂岡承受各方不少的壓力，原因很簡單，國內外政教各界，都認為這中梵臨時協議，並非對天主教會有利。照現況來說，經一年的考慮，臨時協議終於簽訂了，這樣，中梵建交的談判，應該快要在不久後展開。

本文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在中國的統一戰線（ 統戰） 的脈絡下， 討論「中梵簽訂臨時協議」的問題。因為最近美國方面出版一份報告，揭露有關中國在全球進行的統戰詳情，給人們對這中梵臨時協議，有一個新的啟發從新的角度去解讀。

本年八月廿四日由美國政府轄下的「中美經濟及安全檢討委員會」，出版一份名為《中國海外的聯合戰線》的詳細研究報告。為中國而言， 統戰工作就是藉合作和種種方法，將與中國共產黨對立或危害它的政策，予以抵消。這報告指出這統戰工作的幅度已遍及全球，照北京的指令的中國路線而工作，在自由世界上逼迫個別人士作自我約束，避免討論不利中共的事物，對北京政策不利的言論予以約制，對有利中方的言論予以宣揚，將敵對言論推到社會邊緣。

這份報告提及，在國際上，學生組織和知識份子社團，是重點滲透而成統戰的網絡。報告聲言，在比利時的魯汶是歐洲「主要的經濟間諜網絡Belgian-based economic espionage network」，所以報告指出魯汶是中國在歐洲統戰滲透工作的主要陣地，除報告指出的經濟間諜作滲透外，在文化上和宗教界的滲透不言而喻了！在魯汶大學從事有關研究中國問題的統戰滲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 

以往梵蒂岡在處理與共產政權複雜的政教關係時，它成功地處理歐洲共產國家問題，以至有已故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聯合美國的列根總統和英首相戴卓爾夫人，使歐共政權倒台，把歐洲共產黨送入歷史。

在教廷不少有經驗的官員與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談判，但在與北京的談判中，梵蒂岡缺乏中國問題專家，例如中美建交談判的基辛格和中英為香港前途談判的嘉靈頓公爵等重量級的中國通與中國周旋。教廷對在黑箱作業的中國高層政治，相信得知甚少，連在香港作中國政治評論的都稱中國政治是一本「無字天書」甚難解讀。在中共黨外圍工作的人，都要從多方面去解讀中國的政治走勢，梵蒂岡中能讀能寫中文的， 早被調走沒有參與工作小組和談判工作。教廷的歐籍官員大多數靠翻譯文件了解中國和北京溝通。

另一邊廂，北京以「中國特色」的路線， 以偷天換日的手法，在管治香港時，將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原則， 二十年後變成習近平的宣布的「全面管治」了， 教廷有否想到今日的香港，可能是明日的中國天主教會？因為教廷中的歐籍官員，傳統上面對的是孟什維克派的歐共，但和教廷糾纏的是布什維克派一黨專政的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取向上，兩派差異很大；加上近日中共強權政治下實施的反宗教措施的政治氣勢，就是與簽署協議所希冀獲得的宗教自由，背道而馳。

其實有關指派主教的中梵協議的內容（中方指派梵方肯首），早於二○一六年傳出。這個協議沒有談及妥善處理地下主教和地下教會的問題。當時協議為自由派人士猛烈批評，認為教宗和梵蒂岡官員，對共產執政的中國缺乏適當的認知。香港特區的資深政評界，對這個中梵合同內容憂心忡忡。因為那些政治評論界和學術界人士親自目睹北京如何在統戰上，無所不用其極的將香港特區大陸化，以至將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送進墳墓，取而代之以習近平的「全權統治」。

依上述的統戰理論，人們有理由相信，協議合同內容的「教宗的決定權」（Veto Power of the Pope），將逐漸變成「教宗沒有甚麼權」（no power from the Pope）。

中梵雙方在簽署協議後，在新聞發布中聲明協議的條款不公於眾，這是使全球的華人教友尤其是大陸和港澳特區教友憂心忡忡，因為合同內容影響他們日後的宗教生活。他們日後要如何「愛國」和「愛教」，在新情勢下，應有詳細的考量。

美總統特朗普與中國交往時，素來只談政治經濟，人權問題和宗教自由一律不提，因為這些問題在他的施政上沒有佔甚麼位置，但美國政府認為，這個協議將削弱在中國境內尋求宗教自由的動力，對習近平治下國內對宗教的逼迫視而不見。

因為這臨時協議是中梵正式談判的內容，至少地方教會的領導階層知曉協議細節後，才能獲得他們的合作，以利在地方教會實施。在現階段，表面看去，這個協議的內容對中國教會不利。既然簽署了，其中內容應有期限性，若干年後可以覆核，重新再談。若合同有期限性使中梵雙方有利，因它能提供空間，去改善委派主教的方法。

現階段我們單靠傳媒的報導，感覺到這協議內容，受中共的統戰政策影響向中國傾斜，而非教會之福。因為其中親北京的成份相當重， 至使教會的主權恐被統戰手法所犧牲。「偏聽」和「偏執」到頭來都是施政者的大忌，都是政治上翻筋斗的主要原因。原來在二○○○年代梵蒂岡成立的中國事務小組，內有親中和不親中的成員，意見相當平衡，可以掣肘中方統戰滲透的力量。這小組已經在教宗方濟各就任以來未曾召開，這個中國事務小組有重開的必要。

還有既然中國是個大國，教廷應多招募一些國籍官員加深了解中國，培養他們成中國通，處理中國教會事務，相信是當務之急。靠翻譯由外籍官員去了解中國，這條路應是下策。

在中國方面，由毛澤東時代至習近平的統治，國家主權和國土安全是中梵交往上兩項主要的關注問題。加上中共的宗教自由政策的最後目的是宗教消亡。今次的協議若中方巧妙運用，不難達到教會主權日漸萎縮，而陳日君樞機揚言分裂教會的災難，若不使宗教上消亡，也要使天主教的花果凋零。

所以筆者禁不住要問，現在中國的政治氣候，能提供適宜環境，去實施以謀求天主教自由發展的中梵協議嗎？拆教堂，毀堂頂的十字架， 不許十八歲以下兒童進教堂，壓迫新疆的回教徒等等，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中國有誠意給予宗教自由嗎？果若如是，為何梵蒂岡在主權上如此讓步，卻未必能贏到天主教的自由發展。因為習近平已將意識型態的安全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面，宗教活動為共產黨所牢控，天主教要為執政黨服務了。

• 取自天亞社網站，九月廿五日發表，網站有文章附註。
• 作者梁潔芬修女為耶穌寶血會修女、台灣文藻外語大學客座研究教授、中梵關係專家。 
※ 編按：中梵雙方皆沒公布協議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