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再說標籤

人自發明了文字或概念， 就最愛拿來標籤別人，古今中外，概莫如是。《古文觀止》的首篇是《左傳》的「鄭伯克段于鄢」，這標題上的六個字原是孔子所著《春秋》關於這段史實的全部紀載，《左傳》卻用了近八百字去交代，是一則在古史上不知發生過多少次的王家成員同室操戈的軼事：鄭武公娶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難產，武姜不喜歡他，獨愛弟弟，想立他為太子，武公不答應。武公駕崩，莊公把京地封給共叔段。共叔段坐大謀反， 被莊公討伐，退走鄢地。《春秋》說：「鄭伯克段于鄢」，是因為共叔段不敬兄長失了本份，故不稱「弟」；這兄弟倆如同二國之君，所以稱「克」。至於為何稱莊公為「鄭伯」？《左傳》沒說。其實「莊公」只是諡號，「鄭伯」才是莊公生前的自然稱呼。鄭家是伯爵，當時諸侯死後皆以「公」稱呼。孔子不稱他為「公」，是認為他不配，對弟弟有失教誨。

《春秋》這六字真言包含了陡罰臧否，後人稱之為春秋筆法或微言大義，指行文中雖不直接闡述對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卻透過細節描寫， 修辭手法（例如詞彙的選取）和材料的篩選，委婉而微妙地表達作者的看法。實即由後人嚴格查定前人，看誰是極惡之人、誰配尊敬有加。這善惡分明的非黑即白標籤背後的立腳點當然是舊世代的道德倫理。但即使這倫理像古人認為般顛撲不破，放到被標籤者身上也未必令人心服口服。「鄭伯克段於鄢」本是一場諸侯國內部的權位爭奪戰，莊公得勝成了正派人物常不過成王敗寇，誰也不能排斥，共叔段可能更得民心，更像君子。畢竟，誰能左右記史的人，誰就是個好人。而說到底，《春秋》本是魯史，《左傳》本是站在魯國立場、對各諸侯國「類春秋」史書綜匯與評述，定然得在符合魯國利益的框架下，有選擇性地記錄與評述。當時魯是周天子最謫系的諸侯，鄭伯雖本是周室血脈，但到莊公已是官三代，有道「一代姨， 二代表， 三代嘴藐藐」，莊公在周室中早就不起眼，也許共叔段比他有能力也更得人心，只是礙於長子繼承制，周天子才不得不賣莊公的賬……這也許就是孔子所下的標籤式斷語的背景，這對難兄難弟才被各打五十大板。

標籤本來自話語權，誰能對歷史一錘定音，當然不是純學術話題。歷史也充滿歧義和不確定性，於是史書，尤其教科書，很難離開有標籤化傾向的大敍述。後學要有真知灼見，得上窮碧落下黃泉，不人云亦云，自家去發掘真識見。而我們的大腦本來就討厭不確定的事物，會盡快建立第一印象，才不必花太多時間去判斷自家陌生的東西對自己的安危有無威脅；加上先入為主，對首先進入的新信息記憶更深，想改變第一印象也許要花上多年。是以御民術必從給歷史設定一套標籤開始，也是以儒術自漢代一旦獨尊， 即出現了《左傳》、《公羊》和《縠梁》等為《春秋》作註的經典，擾攘至近代仍未終了。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不易讀，卻是孔子治國平天下的標籤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