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王者師之惑

《禮運． 大同》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是謂大同。」 讀柏拉圖《理想國》，發覺除了共產公妻， 向雅典宿敵斯巴達看齊，有濃厚的軍國主義優生學等偏激味況外，要旨大致和孔子的大同世界相類，都把道德尤其是教育看作重中之重，難怪盧梭說《理想國》談的不是政治而是教育。柏拉圖給世道開的藥方是要讓哲學家為王，或把王者培養成哲學家；孔子盼望的是聖者為王賢臣相輔天下歸仁。說來也奇，這兩種烏托邦都沒有法律和制衡利益衝突的政治架構。柏拉圖認為哲人王的隨機智慧足以解決任何問題，法律只是下下之選； 無獨有偶，孔子見晉國把刑書鑄鼎公佈，說彰顯法制令貴賤不愆，「晉其亡乎，失其道矣」。這中西兩大哲都認為「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不必讓被管治者知道太多。孔子唱高調時說「民無信不立」，做人要「言忠信，行篤敬」；但云及施政卻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更說「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柏拉圖說為政者需懂得說「高貴的謊言」，把資訊放進被管治者的腦袋之前，要把不利於長治久安的訊息過濾，連音樂或詩歌都得通過嚴格審查。蘇格拉底在柏拉圖早期對話錄裡提倡萬事只問真不真，但一到《理想國》談治國，馬上成了《1984》的老大哥，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有說他後來筆下的蘇格拉底只是自家好些基本立場轉卦後的代言人。書生論道，在現實中難免到處碰壁而覺今是昨非。人若要有半點真知，誰不在渾沌中求索？而人的智慧一旦走到盡頭，常如蓋巴貝耳塔般高處不勝寒，難免物極必反，掉到不乾不淨的地方，如粵諺所謂「大隻累累跌落坑渠，威風澟澟跌落水氹」。柏拉圖最後丟盔棄甲，不再留連於理想國或斯巴達式大國崛起之夢，一反既往，寫《法篇》，想以法制操控現實間未必理想的世道。自古有說「道可道，非常道」，我們又何必夢想可把這充滿多元和變異的思辯世界作一元解說？ 

歷史和現狀都是人做成的。人類明悟初開時把注意力放在現實中最有權勢，最可能左右大局的王者身上，夢想若能完善其德性，或讓有德者坐莊便萬事大吉，可惜這是最天真的夢想。中國歷史上有過三百多位皇帝，嚴格意義的仁君一個也欠奉，給後世留下較佳名聲的也不出十位，其餘的不是獨夫民賊就是頇顢無能。蘇格拉底被判死之後， 柏拉圖在流亡期間認識了西西里敍拉古的潛主狄奧尼修一世，受到器重，以為可以實現夢想。豈知這潛主後來翻臉，柏拉圖幾乎被賣作奴隸，幾經周折才回到雅典辦學。二十年後再被請去教導王太子如何做哲人王，不久又遭變卦，柏拉圖好不容易逃脫了，幾年後又給連哄帶騙的再去做王者師，最後還是和王室鬧翻，勉強脫身。亞里士多德比柏拉圖多機會涉足政治，一早就被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聘為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但無論是他或大帝本人甚或後世史家，都認為這老師對學生幾乎沒甚影響力。哲學家在書齋裡可以把形而上說得頭頭是道，但一涉足現實的政治，常不是站錯隊就是一塌糊塗。因為政治不是哲學，關乎赤裸裸的利益和權利的再分配，能如魚得水者豈是善男信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接任弗萊堡大學校長，希望教導希特勒成為哲人王，十個月後知難而退辭職。有同事和他這樣打招呼：「嗨，馬丁，從敍拉古回來啦？」大學者的失身是天真還是經不起誘惑？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