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從「識字」想到的

魯迅有篇雜文《人生識字糊塗起》，題目緣起於蘇軾有詩說「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蘇軾慨嘆的是人讀書多擔憂也多，懂得寫自家姓名不就可以嗎？寫這詩時他初進官場，卻無意間說中自家宿命：讀的愈多，懂得愈多，給自家惹來「一身蟻」的機會也愈多。而魯迅的借題發揮，卻令人想起另一個讀書人都自以為沒有問題的大問題：知識分子起碼得是個識字分子， 號稱多讀了兩本書而懂得了一點甚麼的我們， 到底「識」了些甚麼？ 

小孩學說話沒教師，沒課本，沒字典，只是不斷的聽、記和比較，就這樣熟習了整個母語系統，到兩三歲時便能聽能說，運用自如， 人的理解和學習能力不可謂不厲害。舊時代的書面語是古文，人們學來也和小孩學說話一樣，教師不講解，只讓學生背誦，在經書泡浸日久，由此及彼，由表及裡，聰明者大致可通讀，弄不通或似通非通的人也多得很。但即使自以為把古書讀通了的人，其實未必真通真懂。胡適的那篇《差不多先生》形容得頗貼切，我們都愛引經據典，卻未必深究個中許多不可含糊的基本概念。如「仁」字在《論語》出現了一百一十次，孔子從沒說清是甚麼，後學只能在經書中和「仁」字相關聯的字句來猜測。孔子談到「仁」只隨口說說，綜合起來雖可大致明白「仁」是怎麼一回事，要說清便歧義甚多， 解讀也大相徑庭，可任人拿來為一己之見張目。於是讀書人從先秦讀到清末，對古人思緒看似明白，其實常糊里糊塗。這也難怪，語言是符號，中國古代的語源學研究就有「六書」：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 、假借……我們使用的語言文字，本有個建基於神話思維方式，不住尋找可供類比的「能指」去表示「所指」的過程，族群的歷史有多長，語言的積累也有多長。於是語言成了巨大無朋的思想武庫，似乎可表現任何思緒，要認真運用卻捉襟見肘，詞與詞之間常「扯貓尾」，互為因果，最基本的義理常循環互證。有時又天馬行空，讓語言偽術家們可任意把現實變為空泛的抽象，再填進自家需要的具體內容去蠱惑人心。

人生識字，就這樣難免以糊塗始，亦以糊塗終。許多元概念連著書立說者也難說出個所以然，於是鮮活的生活可變成官樣文章，人既愛以習慣的語彙說明一切，也必活在死氣沉沉的語彙中。魯迅說「白話文應該明白如話，倘要明白，得讓作者先把似識非識的字放棄，從活人的嘴上，採取有生命的詞彙，搬到紙上來；也就是學學孩子，只說些自己的確能懂的話。」他那一代的知識人愛把理性地思維，理性地說話做文章的希望放在孩子身上，卻看不到，小孩學說話，和古人學古文一樣，都可以墮入「差不多先生」的模式，不求甚解。若熟視無睹，即使人人寫的是白話文，成人都像孩子般說話想事，也不見得定會有真知灼見。

 　為人父母者都曉得教孩子做好人，但甚麼是「好人」呢？唯有說不是壞人。甚麼是「壞人」呢？唯有說做壞事的人。甚麼是「壞事」呢？唯有說不是「好事」……我們傳授給孩子的常不過是一連串的同義反覆，想說明一切，卻甚麼都說明不了。要讓小孩真的在和我們的對話中懂得多一點甚麼，除非我們像柏拉圖對話錄中的蘇格拉底那樣，把每句話，每個字都和孩子一起「打爛沙盆問到篤」，而且曉得從抽象的概念轉回到具體而微的生活細節去學會判斷。但這首先被盤問的，就是我等自以為懂得一點甚麼的自以為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