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道 ‧ 自在】取消交津對基層人士的影響

去年聖誕，我們勞委會於本專欄刊出「疫情下 就業不足家庭 缺乏適切支援」一文，探討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下，基層勞工家庭因著僱主安排放無薪假或開工不足的影響，令他們的工時及收入大減，難以滿足到在職家庭津貼（下稱職津）「工時限制」要求，故在這艱難時期更難獲得政府津助。這問題引起不少市民的關注及社會迴響。

直至今年2月，鑑於疫情令很多基層住戶面對開工不足的困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終於宣布暫時放寬申請職津的工時要求，由每月最少144小時減至最少每月72小時，為期一年。此建議可算是政府對開工不足的基層家庭的一個重要政策回應。可是，羅局長卻同時宣佈取消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下稱交津）。

把職津總工時訂於最少72小時，羅致光解釋除了考慮到「連續性合約」（即俗稱4.18：受僱同一僱主四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最少工作18小時，就是每月72小時）的要求外，還以交津每月工時72小時作參考。同時，政府認為交津與職津兩者申請資格相近，所以調低職津工時要求至72 小時，又藉此機會合併兩個計劃，把交津也取消了。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新界一直以來接觸及協助的基層工友及家庭，都有申請這兩項津助。不少申請個人交津的工友，可能是因家庭成員不欲提供入息證明，而未能申請以家庭為單位的職津。在我們的服務經驗中，就看到無數的基層家庭，即使長輩毫無積蓄，也不願提供個人儲蓄資料予子女，所以未能讓當局完成審批程序；又或反過來，長者工友的子女不願接受父母詢問他們的財務狀況。長輩既不希望讓子女知道自己有多少「棺材本」，子女也擔心私隱被公開後會引來其他家庭問題，最後放棄申請這類家庭福利，令全個家庭長期處於貧乏之中。

本來交津正正是讓有需要的勞工以個人身份（即使與家庭同住）按其個人經濟狀況申請津助，然而政府決定取消個人交津，令人們失去獨立申請勞工福利的機會。

再者，交津屬於勞工政策，原意是協助減輕低收入在職人士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費負擔，並鼓勵他們入職或持續就業。至於職津則是福利政策，目的是鼓勵自力更生，紓緩跨代貧窮。兩者原則上有所不同，故不應將兩者互相混淆。

雖然政府指另一項「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功能與交津重疊，但申領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每月交通開支需要達到一定水平，而且所得補貼較個人交津低。即使疫情期間為紓援市民的交通費負擔，將前一項計劃的每月公共交通開支水平由400元放寬至200元，補貼比率調升至三分一，但每張八達通的補貼上限最高仍只有400 元。相對交津，申請人只要是受僱或自僱，往返工作地點需要支付交通費用及符合每月個人入息及資產限額，每月工作不少於72小時，就可每月領取600元的全額津貼。在疫情下，這份津貼對基層工友十分重要，起碼提供穩定的經濟支援，應付開支。

在過去數年間，交津與職津本來雙軌並行，讓工友按個人及不同的家庭需要，各取所需。但今次勞福局借機取消交津，犧牲非一人住戶的個人申請者獨立申領交津的資格。

天主教社會訓導其中一個分析社會問題的重要原則，是強調「上下輔助」，即高層的社會組織必須對低層的社會組織採取輔助態度，給予支持、推動和發展等幫助。有權勢者是有責任對基層市民給予真正的援助，而不是為家庭或社會製造衝突和困難。

•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 – 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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