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筆】從一代人的掙扎，看AI浪潮下的勞工

在七十年代的香港，教育並未普及，很多人都選擇投身到工廠謀生。那時正值輕工業蓬勃發展的年代，生產線上的工人一般都能掌握紡織、製衣、玩具、塑膠、鐘錶、印刷業等所需的技能，足以養活一家幾口之餘，亦為香港社會創下驚人的經濟成果。可惜自1980年起，當時製造業從業員已佔總就業人口百分之四十，但工廠北移對不少家庭帶來沉重的影響。即使工人在行業之內十項全能，在經濟轉型下也被迫面對「非技術勞工」的困境。

四十年後，新冠疫情同樣對勞工造成深遠影響。這三年間百業蕭條，各行各業皆面對疫後經濟復甦的變數。香港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在第四波疫情來襲時達到高峰，分別大約為7%及4%，首當其衝的是建造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不少打工仔女要因此轉到新行業發展，生活能否維持原有水平仍是未知之數。但可以確定的是，疫情已對不少行業生態造成根本性轉變，同時給勞工帶來新挑戰。在疫情下，不少企業加速數字化轉型、自動化營銷、產業供應鏈重組等轉變，勞工面對工作方式虛擬化、平台經濟的勞動保障問題、就業處境轉變等挑戰，令不少勞工同樣面對「去技術」的處境。

時至今日，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在網絡大數據及人工智能（AI）發展浪潮之下，不少聲音已預告未來會催生新一波失業人口。有投資銀行預測，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或有3億個全職工作會面臨自動化的衝擊，其中不乏白領階層，最受影響的工種，分別是行政和法律專業，可以自動化的任務高達46%及44%，而香港可能是受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雖然報告強調，在節省大量勞動成本之餘，亦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但若借鑑過往經驗，我們難免會有憂慮：當勞工被去技術化，便更容易被替代；當勞動力虛擬化，跨地域的互動更為容易。而所謂新的「就業機會」，或會更頻繁地轉移到勞動成本更廉價的地區。說到底，勞工的議價能力，關鍵部分都是由資本界定，並非勞工的個人努力能夠左右。

從過去到現在，有多少人努力半生，投放時間、金錢，為習一技之長以達到糊口及養家的目的，而當半路中途遇上社會及經濟轉變，導致原有技能不再被視為技能，或不再有謀生的競爭力，責任誰屬？不少人會合理化資本的發展，並將個人責任視為自己苦況的「原罪」。在追求經濟及科技發展，擴張資本的同時，我們必須關顧人類整體發展及保障，讓人性尊嚴和大眾權益得到保障。如果對資本的監管及對勞動的保障跟不上科技發展，大眾則一方面無法共享發展的經濟成果，但又要承擔發展的經濟成本，最後以「個人問題」的外衣轉嫁予社會一同承受。

教宗方濟各在今年初接見《關於人工智能倫理的羅馬倡議》簽署者時曾就人工智能回應，我們「必須能在人性和團結上有所成長，不落下任何一個人。所以，這關乎監督和運作，以免抱持歧視態度使用這些工具的方法根深蒂固，殃及最脆弱和遭排斥的人。」在這方面，教會的社會訓導原則能作出決定性的貢獻，即以人的尊嚴、正義、輔助及團結互助為準則。當各階層的人在擁有科技的資本面前皆顯得如此無力之際，願我們看見彼此原是一樣的──應享尊嚴的人。

• 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