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走過正義迴廊 何爵天：共處方法 不是對立
雖然憤怒是七罪宗之一，但天主教徒何爵天以憤怒作為他首部電影《正義迴廊》的起點，並將之轉化為義怒，去批判社會現象。這部寄託了憤怒的電影，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十六項提名，何爵天亦獲頒新晉導演獎。
何爵天的作品《正義迴廊》以2013年的大角咀弒親案為藍本，透過現實與幻想交錯的法庭戲，反思正義課題，「兇手是個容易憤怒的人，促使我透過執導套戲，去反思原因。」
何爵天在電影中呈現兇手與父母之間的矛盾，同時透過不同年紀的陪審員及其他角色， 突顯「世代矛盾」，將這個困擾社會的問題， 投射到電影之中，「有年長觀眾看罷告訴我： 『我要多啲關心個仔！』他不是怕被兒子殺死，只是明白要紓緩兩代人之間的矛盾。」他早前與電影主角到聖母聖衣堂出席分享會，與教友從信仰反思電影藝術。
電影暗藏信仰標記
《正義迴廊》的角色各有不同的憤怒，但各自因為不同的選擇，走向截然不同的結果。何爵天在《正義迴廊》及另一執導電影《死屍死時四十四》結尾，透過青年的角色帶出改變，以邁向公義，「我將希望寄託在年輕人身上，希望年輕人改變社會狀況。」他將公義與復活等標記，放在兩齣電影的結尾，幫助觀眾思考人生及社會的出路。
何爵天深信「文以載道」，他希望透過《正義迴廊》，帶出「冤獄比放過有罪的人更不公義」，「我們要為香港社會守住這個價值，暫時最好的方法是透過法庭尋求正義，同時我們要清楚自己要尋求一份怎樣的正義。」
「媽媽與堂區神父的公義觀深深影響了我。」何爵天兒時先後就讀荃灣天主教小學及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他跟隨媽媽參與聖母領報堂的活動，「彌撒後便上主日學，但那時只掛住玩耍， 到了10歲領洗。後來，堂區羅國輝神父的正義感打動了我，那份貼地令我佩服。」年少氣盛的他，曾經為部分教內人士表裡不一，感到失望，但何媽媽告訴他：「雖然人有問題，但天主沒有問題。」何爵天因著媽媽的鼓勵而保持信德，同時以堂區神父為榜樣，力求透過電影去帶出社會關懷。
何爵天兩齣電影皆有不少宗教標記，《正義迴廊》的一個基督徒角色，黑色襯衣上面是一面矚目的銀色十字架，「這些標記是要大家反思，自己言行是否一致，是否真正實踐上主的話；《死屍死時四十四》有角色口口聲聲『感謝主』，但她拿信仰作為擋箭牌。」他透過突顯角色的言行與表裡的矛盾，鼓勵教友思考信仰。
透過角色 鼓勵思考信仰
「我第一套電影是媽媽帶我去看的，那時我只有四歲，好像是史提芬史匹堡的《鐵勾船長》。史提芬史匹堡另一套電影《侏羅紀公園》帶出電影要娛樂大眾，也要載道──該片提醒我們， 人若違反天主的規律（複製恐龍），便會引發災難。我們不是要『做天主』， 而是要做天主要我們做的事。」
何爵天兒時想看《忍者龜》，結果媽媽帶了他去看《跛豪》，無心插柳，這些風格暴烈的港產片，成為了他的創作養份，「《正義迴廊》較為暴烈，故事最後是殺與割裂；《死屍死時四十四》相對溫和些，角色有所轉化── 上一代作出了妥協，與下一代合作。我希望香港人明白，留下來的共處方法，不是對立，在危機面前需要合作，要互相理解。」
何爵天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導演，畢業後便擔當副導演，刻下他希望培育青年，回饋社會，「神父影響了一代年輕人，我也希望給年輕人一些東西，例如是幫助中學生認識電影。」
「我是個『燥底』的人， 憤怒是我創作的原動力。」何爵天不甘心只成為一條失去理想的「鹹魚」，《死屍死時四十四》裡的其中一句對白「慶幸我們仍懂得憤怒」，正好道出他的心聲。他希望透過電影轉化人心，他的心也被電影轉化，令這份來自信仰的義怒，多了一份同理心與慈悲。（鄧）
- 01 何爵天獲頒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獎（圖：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
- 02 何爵天與演員張滿源，參與香港盲人輔導會主辦之口述影像電影專場。（圖：香港盲人輔導會）
- 03 《正義迴廊》電影海報（圖：美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