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有神恩】聖言會重返香港傳教與反省（下）

奧地利籍的聖言會會士彭嘉德神父Böhm Ernst，曾任兗州小修道院教師和神師，後來任大修道院院長。故此， 1948年夏天幫助30多個修士逃往上海，1949年1月到福建福寧，5月到香港，9月到菲律賓。從1949到1954 年，在菲律賓的Vigan，San Vincente繼續培養他負責的修士們。從1954年到1957年，來到香港，開始撰寫《漢語-拉丁語大辭典》。1957年離開香港去歐洲，1958又回到香港幾個月，幫助做會記的工作。1959年轉去日本，1962到1980年在臺灣任院長、會長。1980年又回到香港，因為他要回到香港再次幫助做會記。1992年到奧地利， 1992年8月28日在奧地利的St. Gabriel會院去世。墳墓在奧地利的St. Gabriel。

聖言會的河南信陽的張維篤主教Vitus，1949 年離開河南，1950年到香港，後到菲律賓。1958 年又回到香港，加入了大嶼山神樂院隱修會，但在6個月後離開。1959年到臺灣，同年到德國， 1982年在德國去世。

至於德國籍傳教士，例如Bernhard Schluter 神父，則接管香港德語團體的牧民照顧。

曾經在菲律賓傳教的裴德海（Helmuth Peter）神父在1984年加入香港的行列，給很多來自菲律賓、在香港尋找工作機會的移民勞工提供牧民照顧。來自愛爾蘭的敖禮敬（P a t r ick O'Regan）神父在香港聖神修院教授哲學，同時出任啟德機場專職司鐸。

重返香港傳教的反省

聖言會再次來到香港，從1948到1961年。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多數在此階段來到香港的會士們，都是因為政權的變動和戰亂，不得不離開中國大陸而來到香港。聖言會的神父們在香港，大多數住在堅道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或者住在玫瑰崗聖道明會的會院。而聖神會的修女們，則被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收留在香港的總會院。在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歷史中，如此描述了：「被逐離中國的其他修會的修女們，在獲得安排到他們自己的其他會院或返回祖國之前，都暫時寄居在我們的香港總修院；為了安頓這許多客席修女，我們只得暫時把女青年宿舍關閉，好能款待她們。」或者也僅僅是去其他國家路過香港，或者是很短暫的停留，然後或者再次回到中國大陸。

當然，也有些人在離開中國大陸，在香港等待尋找自己下一個傳教的地區，或者傳教目標。這時，有些傳教士就開始為了照顧當時的需要， 而開始了在香港建立會記部門、總務部門、臨時教書、做些翻譯、編輯和寫作書籍等等。還有些人，也已經開始同香港本地教會接觸，甚至開始幫助香港教會一些傳教工作。或者開始思考在香港做一些曾經在中國大陸做過的傳教工作。

此時，聖言會對香港的傳教地位，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此時的香港對於聖言會，是一個跳板、暫時生存、和準備紮根的地方。

就這樣，無論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聖言會在香港的會士愈來愈多，會士們在香港福傳的層面和領域也愈來愈廣和深遠。聖言會對香港的福傳工作和地位，也開始在逐步產生了變化，和重新開始了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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